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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2页）

这种趋势，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样，是很自然的发展，用不着特地订立法令规章，自然而然就来了。

一切物资的生产分配，也用不着刻意去营谋，社会上自然会有妥善的调配。

这不就是老子&ldo;自然&rdo;之道吗?

接着他又引据《书经》上的话，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

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

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像齐国的姜太公初被封到营丘时，那里靠海边，土里的盐份很重，老百姓很少。

当地的土质根本就无法耕种，简直无饭可吃。

可是姜太公不为地理环境所困，他教导妇女发展手工业。

直到现代，山东烟台一带的刺绣、抽丝等工业还是很有名的。

在台湾具有这种技术的人，也在生产从事外销，可能就是从古老的姜太公时代所流传发展下来的。

除此之外，他又设法开发盐业和渔业，外销他国。

齐国就此繁荣富庶起来，&ldo;冠带衣履天下&rdo;，各国闻风相望，连服饰都以模仿齐国为时尚。

不论是靠山或临海的国家，都希望能到齐国去见识见识，一如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一窝风地往美国跑一样。

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

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ldo;轻重法&rdo;，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ldo;三归&rdo;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

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

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ldo;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rdo;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ldo;礼生于有而废于无&rdo;的主张。

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

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

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

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

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

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

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

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

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

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ldo;利&rdo;字。

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

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

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

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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