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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第2页）

我从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时间，终于把这部长达二百多万字的巨著译完。

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摩衍那》第一册，到1984年完全出齐，共八巨册。

与中印文化关系史有关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

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今译》。

同年，广西漓江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翻译的《家庭中的泰戈尔》。

现在正写一部《糖史》。

吐火罗文的研究，由于缺少资料，已经中断了多年。

1981年起又收拾起来。

因为在1975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一批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

我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解读这些残卷。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度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从1982年起，我在国内外一些杂志上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了一些论文。

将来准备把全部残卷整理成一部书出版。

有人可能认为，搞一些枯燥的语法现象同艰深的宗教理论，会同文学翻译与创作有矛盾。

也许是因为我在两方面都搞得不够深，我倒没有感到有什么矛盾，反而觉得有利于脑筋的休息。

换一个工作，脑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样，顿时锋利好用。

五六十年以来，我就是这样搞下来的。

我不但翻译文学作品，自己也从事创作。

少年时代大概也写过诗。

从高中起就专写散文，迄今未断。

已经出版了四个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朗润集》，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季羡林选集》，1980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季羡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个集子《万泉集》也已出版。

个人回忆录《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从上面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ot;杂家&ot;。

我原以为，我成为&ot;杂家&ot;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ot;杂家细胞&ot;。

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ot;杂家&ot;终了。

1988年4月15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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