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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来的长途电话终于接通了。

我听到了周雁如的声音，她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北京文学》的实际主编。

周雁如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她早晨上班时就挂出了这个长途电话，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才接通。

她说：“我都失望了，准备明天再继续给你挂长途电话，没想到接通了。”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声音，说话并不快，可是让我感到她说得很急，她的声音清晰准确。

她告诉我，我寄给《北京文学》的三个短篇小说都要发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

她在电话里说，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人民币。

她又说我在改稿期间每天还有出差补助，最后她告诉我《北京文学》的地址——西长安街七号，告诉我出了北京站后应该坐十路公交车。

她其实并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是她那天说得十分耐心和仔细，就像是在嘱咐一个小孩，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我。

我放下电话，决定第二天就坐上长途汽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

可是我马上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向我们的院长请假，我觉得他不会同意我去北京，因为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小说。

一个拔牙的突然说要去北京修改他的小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没有当面去向他请假，而是写了一张请假条。

到了晚上，我敲开一位拔牙同事的家门，把请假条交给他，请他明天上班后再将请假条交给我们的院长。

那时候我已经坐在去上海的长途汽车里了，他就是不同意也来不及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可是我的这位拔牙同事有些胆小，他不敢将我的请假条交给院长，怕院长怪罪于他。

他反复说，我应该自己去交请假条。

我告诉他，我从北京改稿回来的时候，会给他带来著名的北京果脯，还有慈禧太后最爱吃的茯苓夹饼。

我的拔牙同事一听说北京果脯和茯苓夹饼，就忍不住吞起了口水，这在当时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他抵挡不住腐败的诱惑，同意在第二天我坐上了长途汽车以后，再将我的请假条交给我们院长。

我的计策成功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行贿；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这叫打出了一颗糖衣炮弹。

二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

周雁如要求我将小说的结尾修改一下，原来的结尾有些灰暗，她要我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

我记得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的她，对当时也未见过资本主义的我说：

“社会主义是光明的，只有资本主义才会有这样的灰暗。”

我两天就将稿子改完了，完全按照周雁如的要求去修改。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发表小说比什么都重要。

别说是改出一个光明的结尾，就是从头到尾改得像太阳一样灿烂也没有问题。

周雁如对我的修改十分满意，连声夸奖我聪明。

然后告诉我，不要急着回去，趁这个机会在北京好好玩一玩。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定居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独自一人在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到处游走。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发旅游业，我在故宫转悠了一天，只见到十多个游玩的人。

到长城是坐长途客车去的，爬上八达岭长城，塞外的寒风吹在我脸上，就像是有几只手掌不停地掮我耳光一样。

我在长城上只遇到一个游客，我爬向烽火台时，他正从上面下来，我向他打了一个招呼，建议他再和我一起爬上去，他连连摇头哆嗦地说：“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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