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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上了这个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供求关系倒置的美好时代。

我这个小镇的牙医，不认识任何文学杂志的编辑，只知道杂志的地址，就将自己写下的短篇小说，寄到了一家又一家文学杂志。

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一角，表示邮资总付，让杂志社承担邮资。

而且文学杂志如果不采用我的短篇小说，还会将稿件退回。

我拿到自己的退稿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信封拆开，翻过来，用胶水重新沾上，制作出另一个新的信封，在上面写下另一个文学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当然我不会忘记剪掉一个角。

那时期我的几部短篇小说手稿，免费地在中国各个城市之间旅游，它们不断地回到我的身旁，又不断地被我送走。

我手稿去过的城市，比我后来二十多年里去过的城市还要多。

退稿都是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小院子，邮局的投递员每次都是将我的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

厚厚的退稿掉在地上时发出很大的响声，坐在屋子里的父亲，不用起身到院子里去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扔进来了，他喊叫我的名字，大声说：“退稿啦！”

不久以后，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的供求关系，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变化了。

随着有名的作家和尚未有名的作家如春暖花开般的愈来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一眨眼工夫就长成了美丽的姑娘，成为了疯狂追求和激烈竞争的目标。

而文学也从辉煌的顶峰开始滑落，美好的光阴转瞬即逝了。

杂志社对“邮资总付”

不堪重负，纷纷发布公告，一是作者寄稿件要自己贴邮票，二是杂志社不再退稿。

《北京文学》是我去过的第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一间大屋子里面沿墙摆满了办公桌，编辑们坐在那里安静地阅读来稿，他们的桌子上堆满了不知名作者的稿件，我看着他们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稿件仔细阅读。

那时候我还没有发表过作品，当我的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后的第二年，我再去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桌子上的来稿信封上都是写着编辑名字的，都是编辑们认识的作者寄来的稿件。

而大量不知名作者的稿件被扔在废纸篓里，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让收集废品的人将它们搬走，当成废纸去出售，在造纸厂里变成了纸浆，再制造出新的稿纸。

我当时意识到，已经没有编辑在认真阅让自由来稿了。

从那以后，一个热爱写作的年轻人，即使才华横溢，即使写下了优秀的作品，如果不认识某位文学编辑，就很难获得出版的机会。

如此残酷的现实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网络文学在中国兴起，新兴的发表形式终于让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破土而出了。

现在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的尾声。

如果我迟两年写小说的话，我想不会有编辑在堆积如山的自由来稿中发现我。

那么此刻的我，仍然是在中国南方的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我命运的改变，来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时候的一个电话。

我所在的小镇刚刚进入冬天，这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一个遥远的电话寻找到了我。

当时我们医院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楼下的挂号室里，是那种手摇的电话，透过总机转号，而我们全县也只有一个总机，在县邮电局里。

我们医院负责挂号的同事，接到这个电话后，她跑到大街上，对着楼上我所在科室的窗户，喊叫我的名字，说有一个电话找我。

我下楼的时候以为是小镇上的某一位朋友打来的，约我晚上玩扑克牌什么的，可是当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县邮电局总机小姐的声音，她告诉我说是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

我当时心脏一阵狂跳，感到伟大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那时候长途电话接通了还需要等待一些时候，当我们县里的总机小姐告诉我

有一个北京长途时，我估计这个电话刚刚接到上海，正沿着冬天里的电话线前往我所在的小镇，期间还要堵塞几次，我拿着电话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就在我充满希望又焦躁不安地等待之时，有几个从我们小缜上打进来的电话，要找医院里的其他几个同事接听电话，为此我火冒三丈，在电话里严肃地告诉对方：“不准你打这个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诧异的声音：“为什么？”

我告诉他：“我正在等待一个中共中央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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