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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治的维持。

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

米兰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

在奥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

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将以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回笼，但是这批资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

城中虽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

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工业资本是不够的。

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

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parliamentarianism　of　limited　franchise）（不过，用“议会”

＇parlamento＇这个字称呼立法机构，始自米兰），都替以后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创设了新例。

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

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时间和活动地区的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

可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

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

迄至15世纪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各国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珍宝首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毛病。

1171年因为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公债、证券得以买卖。

1262年又将所有公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行家兼财阀。

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　diRialto）和信用通汇银行（Banco　Giro　of　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

其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而是转账。

银行家持有大型的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于现款出进。

照理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圆通周转的情事经常有之。

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

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

天主教不许高利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天。

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

其原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1／4。

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

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

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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