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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2页）

所有这些主客观因素引起了许多党组织的惊惶不安，它们提出立即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建议在全会上一定要讨论新条件下党的活动的性质问题，以及党自身要作出什么改变的问题。

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再不制定党活动的新战略路线及策略，那么对百姓来说，整个改革就会是一场空前的失败。

我的这次发言没有被人揪住不放，就像对待叶利钦那样，也没有再搞什么名堂：时间不一样了。

不过，党为什么就不能及时，或者哪怕是迟一点也行，进行一番变革，为新条件下的工作做好准备呢？这是谁的错？我可以引用“改革的教父”

、已故的雅科夫列夫当年答记者问时说过的话作为回答。

在一家著名的报纸上，他相当明确地表述了党内和苏联破坏分子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

我想，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在苏联发生暴风骤雨般政治动荡的条件下对党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是想要用党来作为改变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工具。

真是卑鄙到了极点：这些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小人，竟然想利用一个建立了强大国家并在战争中捍卫了苏联的党来毁灭这个国家。

所谓的“民主派”

掀起的反共浪潮越来越高，这浪潮在推进中没有遇到任何反抗。

第三届人民代表特别大会选举了戈尔巴乔夫当国家总统，在一片喧嚣声和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在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条款。

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时刻来临了。

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苏联人民”

一说还大有不实，那么这“苏共”

一说遗憾的是与事实倒颇为相近：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

然后时过不久，在苏共的意识形态领袖作出榜样之后，成千上万的党员也离党而去。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叛卖，党终于垮台了。

1990年7月初，苏共的最后一届——28届——代表大会开幕了。

党内实际上出现了分裂，队伍的划分标准是政治色彩，甚至是民族色彩。

以党中央、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为一方，以地方党组织为另一方，出现了党内的对立。

这种情况逐月变得越来越严重。

毫不奇怪，在28届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党员人数减少了一百万。

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这个苏共最高机构通过热烈争论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现在政治局内出现了好几个小帮派，斗得不可开交。

一帮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另一帮是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恩科夫、扎伊科夫。

当然，还有“沼泽派”

。

在个别问题上，有时甚至是私人问题上的分歧，影响到相互关系，危害到共同事业。

虽然从1990年开始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但临到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它还是开了一次会。

会议是在诺沃奥加廖沃举行的。

戈尔巴乔夫正在那边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

我的战友、同事当中，没有一个人参与报告的起草工作。

政治局也没有按惯例对这个文件进行认真审议。

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提出了新政治局和新书记处未来构成人选的问题。

有与会者对已确定的候选人又提出补充，建议我和卢基扬诺夫进入政治局。

我们俩都很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只能给党带来危害。

国家总统是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又都是政治局委员，这可能为苏共的敌人提供加强攻击的借口，指控它大权独揽，把国家所有最高职位统统集中到一党手中。

我跟卢基扬诺夫只好一再说服在场的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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