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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1页）

消失了：87％当中的大多数开始大张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苏共。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决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

不过这可是一个绝对令人不安的信号！

它意味着做党员就得不到群众拥护。

不过，从党内向党外的“移民”

直到变得规模吓人时，苏共领导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安慰自己说：耗子从船上逃跑怕什么？方向还是正确的嘛，航线还是清楚的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改变嘛……他们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弃船逃跑，那是因为遇到了灭顶之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正确”

，宣称航线不会改变，毫无自我改革的愿望，过分自信，不善于聆听足够振聋发聩的报警信号，终于导致1991年8月共产党的毁灭。

马上会有人问我：那么，你是不是早就看出这样的结局呢？

我会回答：不是。

因为我还缺乏这样的想像力。

我只不过希望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闯进党的权力通道，这种生活跟思想一样，它也是诞生于这些通道，然后再扩散到该范围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过，回想起我国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时，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满意。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好多我所不喜欢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好多荒唐事，斗争也不是那么公正，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些！

重要的在于每一个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选择政权的真正自由——其表现哪怕仅仅在于如果哪个候选人都不能令他满意，那他就可以谁都不选。

而且那次选举就像一切新鲜事物一样，还伴有一点在当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兴奋心情，这样的心情对生活总是有好处的。

我要承认，我是有意专门谈论1987—1988年间党内的几次会议以及后来的苏联宪法修订工作的。

因为以我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具有破坏性的反对运动开始迅速形成，它的领导人开始出现，并最终导致国家的瓦解和毁灭。

读者有权问：作者是不是反对一切反对力量呢？绝对不是！

我坚信，一个民主社会是不可能没有反对派的。

这无疑也适用于国家议会、地区和地方政权机关。

不过我反对这样的反对派：它仇恨自己的国家，仇恨本国人民，苏联的垮台使它欣喜若狂，而且，毫无疑问，它也会兴高采烈地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药方来把俄国整垮。

我正是把这种反对派归结为破坏者，也就是说，客观地讲，也可以把它们归结为祖国的叛徒一伙。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的一些变化在这些负面现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代表会议开过之后，它的影响在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变得特别明显起来。

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苏共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包括严重指控，乃至号召“复仇”

，号召要把国家从“苏共的压迫下”

解放出来。

发言中当然也包含着公正的批评，揭露出党的活动在社会上造成的某些实际问题。

常常可以感觉到发言者流露出来的公民政治的不成熟性。

但也的确有一些完全成熟的、精心策划的行动，其目的就是破坏党的威信。

而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同国家早已深深地一体化，因此很自然，一切胜利属于它，一切缺点错误也属于它。

惟其如此，破坏党的威信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那些策划这一切的人知道，要想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部分或全部斩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这是国家的生命线。

卑鄙无耻的谎言到处泛滥，谎言把原苏联3亿百姓中的许多人骗成了傻瓜。

不少人起初孩子般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取缔共产党，生活就会大变样，变得更好，更纯洁，更人道，更公正，当然也更富有……

政治危机之所以日益发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19次党代表会议开过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最高苏维埃成了国家政权的新结构形式。

党到了必须立刻进行改革、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严格地说，这种事甚至本应该早点做，应该提前让它做好应对新条件下工作的准备——新的组织条件、理论条件、意识形态条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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