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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电文的结尾说：“自经此次奉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

伤没养好，李宗吾就宣布继续考试，勒令全体学生，一律考试，不许一人不参加，就是打他的学生也不例外。

这一次，学生无计可施，只得规规矩矩地应考。

李宗吾挨打后，为说明考试的必要，特地写了一本《考试制之商榷》，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

李宗吾挨打十年后的1932年，教育部将中小学会考制度颁令全国，但如春雪一般很快就融化了，到1936年，就连四川各县也一律禁止小学会考，李宗吾在四川教育界的痕迹从此如雪上履痕，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圣人的怀疑

1927年（民国十六年），李宗吾终于发表了他的重要作品《我对圣人之怀疑》。

这篇文章在厚黑学发表后不久便写好了，但因为厚黑学带来的影响波澜壮阔，李宗吾没有拿出来发表。

关于这篇文章，李宗吾说：“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的黑幕》。

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说我破坏道德，煽惑人心，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

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

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过程，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

李宗吾在这里交代的，是他写《我对圣人之怀疑》的时代背景。

而他在文中的一些提法，却至今依然如暮鼓晨钟，令人振聋发聩——“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

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

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

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

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

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

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

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

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和当时众多反传统声音伴随着的是政治和经济目的不同，李宗吾的这些声音是纯理性、纯学术的，没有掺杂任何利益成分。

这一点，让李宗吾的思想经过大浪淘沙依然在今天闪光，也让李宗吾的思想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没有被主流化过。

笔墨官司

自从李宗吾的厚黑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后，各种声音便纷至沓来，读者（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读原文，只看了标题或者听人说起过的读者）总是以各种方式来找李宗吾研讨。

李宗吾的态度一向很明确：一直在应对，从来不逃避。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10日，窦枕原先生在《成都快报》上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

文章中说：“《厚黑丛话》是李先生宗吾宗自己的意见写的。

《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是客尘先生批评厚黑而写的。

我呢，因为站在壁上观的立场，不便有什么言论，来判定谁是谁非，但我亦不是和事老的鲁仲连。

我的意见便是请求两先生的文章，按月刊成单行本，露布书店，使阅者得窥全豹，同时又可使阅者有研讨的可能。

愚见如此，不知你们的尊意怎样？”

同样是在这一天的《成都快报》上，还刊登了客尘先生的《答枕原先生兼请教读者》。

文中说：“出单行本却不敢有此企图，最大的原因，便是囊空如洗，一钱莫名，并且文字是随便写的，异常拖沓拉杂……”

七天后，李宗吾针对这些意见在《华西日报》上发表的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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