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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既然市场反馈非常之好，罗立伟就着手开始铺摊子：他制定了完整的全国性营销计划，招聘了业务人员、技术人员、专职会计和文员。

产品一进入市场效果就很不错：虽然发货量少，利润却基本可以维持公司的运转。

由于看好这个利润超高的市场，竞争对手纷纷跟进。

2000年六七月份，拨号器的市场价格降到每台500元——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跌幅。

不过市场在迅速扩大，依照三人的预期，这样价格的利润率依然非常诱人。

公司再次招聘业务员扩充销售队伍，最高峰时人员总数达到了14名，每月的费用也攀升至3万余元，这是一个让罗立伟这样的小老板难以入睡的开支。

竞争很快变得更加激烈，竞争者大部分是转型的电话生产厂商和大通信公司下属的事业部、分公司，类似罗立伟们这样白手切入市场的寥寥无几，从公司的背景、实力和行业优势来说，罗立伟的公司已经先输一步。

然而这还不是最紧要的，3个月以后，各地的经销商纷纷退货，技术问题爆发。

拨号器是通过集成电路来控制的，也就是常说的IC芯片，它对输入输出的电压很敏感，稍有偏差就出问题。

由于他们生产的拨号器兼容性不够，产品具有很大的区域局限性。

经销商的退货使得前几个月已经实现的现金销售再次转变为存货。

三个人紧急商议，决定由一直负责技术方面的陈锦文重新编写程序设计方案。

但是陈的技术经验有限，多次改进后，依然无法解决区域适用性的难题。

如此反反复复，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问题依旧如磐石横路。

老客户相继丢失，重新设计产品和接受退货成为公司的日常工作，3个月的时间内公司没有实现1分钱的销售，而每个月3万元的费用却丝毫不可能减少。

压力之下，创业初“十倍速致富”

的梦想仿佛越来越远了。

陈锦文和刘家明原来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3个月毫无销售的运营，毫无改善的希望，使友谊再也难以挂在脸上。

恶言只要发生一次，就会在心里留下怨恨；怨恨留下一点，必然有下一次恶言。

陈锦文过于自信和推卸责任的做法，令矛盾最终公开化。

开始时还只是针对公司事务方面的矛盾，到后来逐渐转化为个人之间。

不断在彼此间滋长的不满乃至人身攻击，导致合伙创业决策的灵活性和高效率等等优势丧失殆尽。

局面越来越坏，惟一的办法是尽快低成本地解决技术问题。

然而在一个新的行业里，本来已经很难有成熟的工程师，更何况即便有，他也不会至今仍“流落民间”

。

没有人愿意束手就擒，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变局的机会。

2000年7月份有一位台商主动找到罗立伟，谈到台湾地区的电信市场也适逢变革，有意和罗立伟一道开发台湾市场。

罗立伟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他找到了一位自称可解决该技术难题的工程师，并和一家芯片厂商签订了开发协议。

但是前面的时间拖得太长，此时的李已经无力承受过大的成本开支，结果只能是失望。

当时他们也考虑找生产商做OEM（贴牌生产），但因质量无法控制而流产。

2000年国庆节，大部分人的欢乐时光，对罗立伟而言却是异常痛苦的煎熬。

来自西北客户的一笔数额巨大的退货后，合伙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宣泄情绪似的冲突，刘家明和陈锦文相继离开公司，罗立伟变成了独木支撑危房。

2000年元旦，拨号器的市场价格降到每台100多元，零星的市场销售和不断投入的开发费用造成了公司后继资金的严重匮乏。

千禧年的曙光带来的是市场变局，拨号器购买者最终集于几家大的电信营运商手中，但与电信营运商的合作，却已不是罗立伟这样风雨飘零的小公司所能做到的。

第五部分　迈过新公司最初的门槛第40节　创业初期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4）

2001年4月春暖花开，苦苦挣扎的罗立伟回天无力，关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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