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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沙皇政权需要绝对的服从。

残存的自由的城市公社制度最终被消灭，诺夫哥罗德召集人民开会的韦彻钟被搬到莫斯科的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就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

作为中央集权化的牺牲品，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

这种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是罗斯长期处在外敌的奴役和威胁之下。

为了生存，它不仅要同东方的游牧民族斗争，还要同西方的瑞典人和日耳曼骑士斗争，而这种斗争又要求有一个中央政权来集中一切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即每个臣民的首要义务就是绝对地顺从于沙皇、服务于国家、忠实于东正教信仰。

于是，领主和贵族不可能像在西欧那样成为制约君权的力量，而只能成为大公和沙皇的奴仆；人民群众更是被置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并且必须随时准备作出重大牺牲。

这种制度形成之后，便成为整个文化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教会与宗教生活

罗斯教会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西方，教会不受王权支配；但在罗斯，教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与王权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君主政权。

从雅罗斯拉夫创建罗斯教会以来，高级教职的任命乃至总主教的产生都得顺从大公的意愿。

13世纪后期，当罗斯政治中心从西南向东北转移时，教会就追随这一变动，把总主教驻节地从基辅迁到了弗拉基米尔。

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总主教驻节地又转到莫斯科。

在国家逐渐统一的过程中，各公国失去了对莫斯科大公的独立性，而各教区的主教也就失去了对于总主教的独立性，因此，以总主教为首的教会上层竭力支持大公政权及其集权化措施。

在拜占庭帝国没落之际，原来笼罩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世界中心的灵光，移到了莫斯科的上空。

罗斯教会的思想家们适时地制造出了新的理论，来迎合莫斯科大公的需要。

16世纪初，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修道士菲洛费伊在给莫斯科大公的信中宣称：莫斯科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

罗马由于被基督教分离派控制而灭亡，拜占庭由于同渎神的拉丁教徒签订合并条约而毁灭。

现在，莫斯科是真正的基督之都，第三个罗马，也是最后一个罗马，因为第四个罗马是不会有的。

莫斯科的君主是&ldo;普天之下所有基督徒的沙皇&rdo;。

在伊凡四世加冕的时候，他被总主教称为上帝挑选的在地上替天行道的神圣沙皇。

他还被抬到了&ldo;宇宙的统治者，神权的庇护者，备受尊崇和膜拜的上帝&rdo;的地位。

教会也曾力图保持自己对于君主政权的相对独立地位，但这种努力终究敌不过蒸蒸日上的专制主义。

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曾想方设法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伊凡四世则以极其凶残的手段来争取这一目标。

为了取消教会仅存的一点独立性，他在讨伐诺夫哥罗德时洗劫和摧毁了那里的修道院；他公开谴责僧侣们所犯的从酗酒到兽奸的种种罪过，为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制造舆论；他以各种借口迫害和处决教会上层人士，甚至把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列奥尼德贴身缝上熊皮让猎犬围捕撕咬；他还把被处决的高级僧侣的脑袋扔在总主教宫廷门前，以示惩儆。

到16世纪80年代，教会对世俗政权差不多完全驯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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