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费尔德-傅立敏夫人恢复了平时的镇静。

她翻阅了一会儿笔记，然后才开始以较坚定的口吻说道：&ldo;关于犯罪学，我向来以专业的眼光视之。

对我而言，其最大的趣味在于它本身具有巨大的戏剧潜力。

不可避免的谋杀案、命中注定的受害者、对命运无意识且徒劳无功的挣扎；受命运驱使的凶犯、起源于下意识的行动、到后来全然而冷酷的了解、最后走向宿命的结局。

也许是被害者和加害人都不清楚的无名动机，在促使着命运的完成。

&ldo;去除杀人动作和其恐怖的行为本身外，我一直觉得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事情，就数谋杀案件最富有戏剧性了。

我们所称的命运，在易卜生笔下，是某些情况在无可避免下的并置；而在艾德格&iddot;华莱士（edgarwallace，一八七五至一九三二，英籍推理小说家，有&ldo;惊悸之王&rdo;的美誉）笔下，则是观众情绪在顶点时，所承受之事物。

&ldo;或许在自然而然的情形下，我不但从自身职业的立场（当然绝不会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些戏剧转折）来看待此案，连寻找案件真相时也是如此。

总之，不管自不自然，这即是我的作法。

而结论也证明了我的想法。

我将这案子视为古老戏剧情境的一种，于是很快的，一切变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提到的这种情境，在今日戏剧评论界的男士们眼中，势必会称之为&lso;三角关系&rso;。

&ldo;当然了，我必须从三角关系中的一位成员开始说起，他就是尤斯特&iddot;班尼斐勒男爵。

未知的另外两人中，一定有一名女性，另一个或女或男都有可能。

所以我采取非常传统而正确的策略，大胆假设都是女人惹的祸。

然后呢，&rdo;费尔德-傅立敏夫人非常严肃地说，&ldo;我找到她了。

&rdo;

到目前为止，老实说，听众都不觉得这番叙述有何特别。

甚至她那大有可为的开场白也没激起半点涟漪，因为大家觉得费尔德-傅立敏夫人只是要从指认凶手伸张正义的说词，来强调自己的女性畏怯罢了，此外，她过于修饰的词语，显然是为了此场合而背诵的，结果却削减了她原本要传达的说服力。

此时，在最后重大的线索揭晓前，她的停顿显得多余，也无法赢得屏息静待的效果。

但当她继续说下去时，她那故意营造的紧张语调，却形成一股未经预演但叫人印象深刻的严肃性。

&ldo;我不认为这是个陈腐平庸的三角关系，&rdo;她对泄气的查尔斯爵士略微出言讥刺，&ldo;我从未想过班尼斐勒夫人会是凶手。

直觉告诉我，这个案件之所以精巧微妙，一定是某个不寻常状况的对照反映。

何况，谁说三角关系里一定包括一个先生和一个太太呢？任何三个人，只要是情势使然，都可以成为一个三角关系。

造成这三角关系的原因，是环境而非这三个角色。

&ldo;查尔斯爵士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案子使他联想到&lso;玛莉&iddot;拉法叶&rso;事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他可能也想到了），&lso;玛丽&iddot;安索&rso;事件也很神似。

这的确让我想到一个案例，但不是上述那两个，而是发生在纽约的&lso;摩里涅斯&rso;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