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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3页）

其实，不光是理论文章，就是电视剧、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

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刷猴子的人。

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

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猴戏我当然没看。

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电影、电视、小说、理论文章都可以强我喜欢（只要你不强我去看，我可以喜欢），连猴戏也要强我喜欢，实在太过分了——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见不得它做鬼脸。

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从事文化事业。

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

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

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

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

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假设文化领域里的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重大的论争就该有重大的结果，但这实在令人伤心——一些人不道德、没廉耻，还那么正常地活着，正如孟子所说：无耻无耻，无耻矣！

我实在不敢相信，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皮脸之人。

除了这两种结果，还有第三种结果，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脸的争论道德、廉耻，争完了就忘了；这就是说，从起头上就没有把廉耻当廉耻，道德当道德。

像这样的道德标准，绝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

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们热爱艺术、热爱科学，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事的态度、我对别人的责任、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

这是因为，这两个方面不在一个论域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

打个比方，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此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惧战争；但是更重视清洁。

换言之，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他们更看重后者；因为这个原故，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

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撅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

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撅纷飞的场所，臭气熏天——决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

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得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在好言相劝：算了罢，何必呢？为《东方》的社会伦理漫谈专栏写文章时，我怀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期待自己的工作能为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做出一点贡献。

然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随时保持内省的状态是我们的传统，不能丢掉。

我记得在我之前写这个专栏的何怀宏先生，写过一篇讨论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能否随经济发展提高的文章，得出了“可以存疑”

的结论。

对于某些人来说，何先生的结论不能令人满意。

结论似乎应当是可以提高而且必须提高。

如果是这样，那篇文章就和大多数文章一样，得到一种号召积极行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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