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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宽宏也可能&ldo;过于&rdo;容忍。

子曰：&ldo;过犹不及&rdo;。

鲁迅曾经指出：&ldo;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

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

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

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

&rdo;在&ldo;向来是极苛酷的&rdo;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

领域既已扩大，对于&ldo;人&rdo;的认识随即加深。

他反过来又深入&ldo;人&rdo;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

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

并不是&ldo;炒冷饭&rdo;。

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

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

这也是&ldo;历史&rdo;的东西，带着&ldo;过去&rdo;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

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

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

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

所以就把它合并在这里。

如下：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

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ldo;五四&rdo;这个&ldo;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do;;后来又在&ldo;&lso;围剿&rso;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rdo;，是&ldo;一切共产党员&rdo;学习的&ldo;榜样&rdo;。

而&ldo;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rdo;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ldo;相提并论&rdo;。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

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ldo;新事新办&rdo;。

现在早不听说了。

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

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这部专著了。

鲁迅早说过：&ldo;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

&rdo;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

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ldo;五四&rdo;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ldo;五四&rdo;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

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

一五一十地&ldo;写出&rdo;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ldo;瞒和骗&rdo;而已矣。

不必说到头来的&ldo;真相大白&rdo;，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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