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

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

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

这十年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地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

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

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

报纸不仅记载于国内外第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计本。

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

的东西。

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

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靡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

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的人工作做完。

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人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什么。

11

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它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

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

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它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外于封闭状态。

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

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胡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

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

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善长的。

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

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

我做不到这一点。

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到此时，我感动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

——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

。

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

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

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

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