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锤砸开草率地封堵在藏经洞外的木板土块。

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了出来。

带着厚厚尘土扔在大车上。

连木箱也没有，只用草席捆扎遮盖。

有力的大手把堆满车上的文献扎紧。

王道士瘦小的身影呆在一旁，看上去不知所措。

其实就在这些卷子被封存在藏经洞那段时间里，他早做过手脚，把许多珍贵的写本都盗取出来了。

这两个被他称作&ldo;转经桶&rdo;的大木桶，就是他巧妙藏匿写本的地方;后来，英国人斯坦因再一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了大量写本;俄国人鄂登堡的收获更是惊人，一批弄走古写本3000件以上‐‐问题都出在这两个大桶上。

从敦煌到兰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员们从来不拿藏经洞当回事，王道士才敢如此胆大包天。

民国初年（公元1912‐1920年），甘肃和新疆一带，经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古老珍奇的写本，其散失之严重可以想见!

直到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甘肃政府有了耳闻，又命令敦煌当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

中国的文化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虐待着，深夜，解运文献的大车在一座衙门前缓缓停住。

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被偷窃的痛苦的历程。

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

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ldo;运宝&rdo;的车中。

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

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精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黄金。

然而，最厉害的一关，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

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

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出来。

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

（北京图书馆所藏被撕开的敦煌经卷文书）

李盛铎窃去的那些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

（1935年12月15日至21日的《中央时事周报&iddot;学觚》栏所刊《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

这便是敦煌文化悲剧中一个最黑暗、最丑恶的细节了!就这样，这批敦煌遗书的劫数才算到头。

在大车把这些劫后仅存运进京师图书馆时，总卷数为8697号。

仅仅是它出土时的五分之一!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佛经，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极其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被伯希和与斯坦因运走了。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

一边是历经着巧取豪夺的种种劫难，一边则是一代知识界的先贤们，以救火般的速度与激情抢救着失散的文化。

就在罗振玉看到伯希和出示那些文献的当月，他便在《东方杂志》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一文，记录了这次见到的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

首次向国人公布敦煌遗书无比重要的发现，以及痛失这些文书的真实状况。

凡具有责任感的人们，都会感到心中有口钟，为他所敲响。

（《东方杂志》第六卷十期）

罗振玉等学者在得到伯希和允许后，把这为数不多的文献拍成照片。

两三个月里，就把这些文书录文刊行出来。

（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和蒋斧《敦煌石室遗书》）

伯希和返回法国后，又寄来一些照片。

罗振玉好似唯恐再次失去这些文化瑰宝，马上刊印出版。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