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四川的猜测让我毛骨悚然，但我内心觉得那不太可能。

飞机部队属于空军，在我们的概念里非常神秘，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一共才几架飞机还都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从此中国的飞机工业完全是绝密的。

现在再看，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工业基础，造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部队的大部分伤亡都来自于空中打击，飞机一直是中国军队的痛处。

我后来查访当年的资料，看到彭德怀在朝鲜问毛泽东：“我们的飞机呢？”

内心非常感慨。

那个年代中国获得飞机技术的唯一途径是苏联，但即使有苏联的帮助，我相信在当年也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吊装能力，那个时候很多工程兵连精密吊车都没见过。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自己有多保守。

在四川提出他想法的第四天，我们被通知参加一次特别会议，我当时心跳骤然加快，知道这次会议，可能决定我们的去留。

这是个小型会议，比我们到佳木斯以来的所有会议规模都小。

我们在这个小帐篷里，一共也就十来个人，没有放映机，但一看坐在前头的几位，全都是饭里有鸡腿的主儿。

一个是之前认识的程师长，但他却不坐在正位，坐正位的人，穿着深色的中山装，大约六十岁，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一眼看去很不一般。

等程师长开始一一介绍，我们都站起来握手，才意识到此人的价值。

在这里照例我不能说，不过当年中科院没多少人，在系统里的人也许能猜到他是何方神圣。

此人有个外号，比本名更广为人知。

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我并不意外，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加上这里的机密度，有一位朝野大员亲自把握，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落座以后，由中山装老人带头，我们再一次宣誓保密。

我在这个故事里，一共宣誓了三次，这就是最后一次。

如果你认为我之前的事情已经算是匪夷所思的话，那之后的故事，会更让你无法接受。

从这篇文章开始以来，我之所以选择平铺直叙，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在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接受后面的故事。

当时与会的一共是十一个人，除了六个领导外，剩下五个包括我们都是被选中参加任务的人员。

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名单。

事实上，不用再看我也能背的出来。

他们是我，王四川，田小会、朱强和阿卜买买提。

我和王四川属于基层的地质勘探员，田小会和朱强都是院里的。

田小会就是老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李四光麾下的学生，当时已经是主任级别，说是小会，实际也比我们大了很多岁。

阿卜买买提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看样子可能是在后方指挥工作。

朱强是摄影师，以前没见过，但我被救上来以后开的第一次赶鸭子会，摄影机是他安装的。

整个会议过程非常短，其实那只是一次非常简短但是不可抗拒的任务安排。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将要进入到深渊中去。

这一次，不是使用钢缆，而是飞进去。

说完这个，王四川就看了我一眼，表示他的未卜先知，但他脸上并不是得意的表情，反而是一种严肃下的悲切。

程师长汇报，这本来是既定的计划，在老猫第一次幸存回去通报了洞里的情况之后，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计划。

计划一共有两个方案，第一是准备从苏联进口一家大型飞机，但是和苏联交恶后，很难再进行这样的活动；第二是使用中国现有的飞机，但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现在运到了吊装设备等零件运进来还要很长时间。

后来裴青发现了吊装仓库里还有日本人的轰炸机零件，因为这里的起飞铁轨都是根据日本的规格来设计的，所以，他们决定使用那些零件，再组装出一架“深山”

轰炸机。

经过工程师们不分昼夜的工作，这架飞机即将完成最后组装，因为中国没有能驾驶这种大型轰炸机的驾驶员，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滞留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作为主驾驶，由一个投降的国民党飞行员作为副驾驶。

我一下就意识到他们说的是伊万，但是，伊万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