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进小时候的房间，蜷缩到小时候的窄床上，感到风浪平静了很多。

父母却都不是敏感的人，离世界比她更遥远，而且真正关心的无非是利害。

他们缺少远见，拥有的只是丧失自信后的迂腐。

他们担忧她往后的日子，很可能也是担忧他们自己往后的日子。

家里的气氛死板哀怨，让她窒息。

她无法直视他们的脸，他们看起来反而是更需要安慰的人。

她感到不解，走进自己的房间，不吃不喝，在小窄床上蜷缩了三天之后决定回上海。

她安静地穿过整个房间，不想惊动他们，他们或许也不想惊动她。

她好像看到有人影在门厅后一晃而过，很可能他们在充满矛盾地观察她，但没人真正想阻止她离开。

她感到受伤，轻轻关上了家门，听着门锁的动静，突然有些后悔，感到了真正的失去带来的恐惧。

也许她应该重新跟父母至少是父亲解释一下自己的处境和想法，也许他们或是他能够站在她的角度帮她开导设计，或者哪怕只是说一些宽慰的话语。

但事情简单且一目了然，他们就算理解也保护不了她，她不该再有奢望。

她在门口垂首呆立，在最终决定转身离开之前，甚至还伸手推了推门，确实已经锁上了。

现在她想进也进不去了。

眼泪无声地掉落了下来，这里不再是家了。

很可能由此她才更为急切地想要找到新的家。

回到上海后不久，她迅速结婚，随便嫁给了后来的丈夫，几乎没有寻觅。

再次弄得满城风雨，这样也好，用新闻迅速淹灭掉旧闻常常是非常有效的，而且结婚怎么也算是喜事。

她不喜欢报纸，讨厌那些所谓记者，好在一切差不多也算结束了。

她不知道的是，满城风雨于她还不是最后一次。

他跟她同年，小她四个月，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模样算得上周正，气质稍嫌庸俗。

简单地说，他不像她丈夫。

像是注定一般，她在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处心积虑、耗费心力，却如此草率地嫁人。

而这一点或许恰恰是她所不能洞悉亦无法左右的，如此重大的选择需要思想、审美、决心与勇气，她无一具备。

宏观一点看或许更能理解，她努力拼搏，力争上游，最终却未能摆脱往昔。

明知丈夫是不成气候也难成气候的演员，她仍强打精神，每出戏必以带着他一起为首要条件。

剧组多半会为了她屈从，然而这样的组合一目了然，大家私下自然都叫他拖油瓶，剧组的气氛也显得诡异。

她便安排他处处跟自己在一起，把化妆间分出一半给他使用，在化妆间内像个太太一样侍候他穿衣梳头，鼓励他，平衡他在外面遭遇的不快。

不知是因为对他的情感，或者只是出于自尊的考虑，她热切地盼望着他成功。

抛开命运与机遇不说，起码他不算用功，也谈不上天赋和热情。

下午的拍摄结束后，他常常说是去工作，约了人谈剧本之类的，其实不过是去打牌，还要开走她的汽车装门面。

他牌运出奇地差，输了钱回来，起先还相安无事，后来开始给她脸色看，最后甚至要拿她出气。

伤心过几次后，她也就习惯了。

再有就是喝花酒，喝多了就要搞事情，有时抱着她哭泣，有时骂她打她。

这些都不是大事，只要不捅出去让外人知道，她大概也认为女人无非都是这么过日子，何况一个表面光鲜实际并无依靠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