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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先生每天必到学校里来,好像并不担任什么课程,只是来办公。
我还是一个孩子,不了解办学的困难。
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军用票满天飞,时局板荡,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一所有几十名教员、有上千名学生的私立中学,谈何容易。
鞠先生身上的担子重到什么程度,我简直无法想象了。
然而,他仍然极端关心青年学生们的成长,特别是在道德素质方面,他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想把学生培养成有文化有道德的人。
每周的星期一上午八时至九时,全校学生都必须集合在操场上。
他站在台阶上对全校学生讲话,内容无非是怎样做人,怎样爱国,怎样讲公德、守纪律,怎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怎样孝顺父母,怎样尊敬师长,怎样与同学和睦相处,总之,不外是一些在家庭中也常能听到的道德教条,没有什么新东西。
他简直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而且每次讲话内容都差不多。
事实上,内容就只有这些,他根本不可能花样翻新。
当时还没有什么扩音器等洋玩意儿。
他的嗓子并不洪亮,站的地方也不高。
我不知道,全体学生是否都能够听到?听到后的感觉如何?我在正谊三年,听了三年。
有时候确也感到絮叨。
但是,自认是有收获的。
他讲的那一些普普通通做人的道理,都是金玉良言,我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正谊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我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鞠思敏先生应聘担任了这里的教员,教的是伦理学,课本用的是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
他衣着朴素如故,威仪俨然如故,讲课慢条斯理,但是句句真诚动听。
他这样一个人本身简直就是伦理的化身。
其效果当时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但是,我相信,它将影响我们的终身。
我在山大附中待了两年,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当了一年亡国奴,九死一生,躲过了那一场灾难。
从1929年起,我在省立济南高中读了一年书,在清华读了四年,又回高中教了一年书,然后到德国去待了十年,于1947年才再回到济南。
沧海桑田,鞠老师早已不在人间。
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在日寇占领期间,大义凛然,不畏日寇的威胁利诱,誓死不出任伪职,穷到每天只能用盐水泡煎饼果腹,终至贫困而死,为中华民族留正气,为后世子孙树楷模。
我听了这些话,不禁肃然起敬,较之朱自清先生,鞠老师似尤过之。
为了纪念这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人民政府把正谊中学前面的一条马路改称鞠思敏街,这实在是令人敬佩之举。
但是,不幸的是,正谊中学已经改了校名。
又听说,鞠思敏街也已换了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