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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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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郭宝钧遭到的这一不幸，石兴邦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ldo;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为当时在史语所学者间用英语讲话是常事，我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是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和你谈或解释某个问题时，间或用几句英语。

我在大学三年级时，给凌纯声院士当助手，在他的套间办公，有时也用英语问话或找材料。

我想傅先生用英语向他问话，是习惯使然，不会有恶意。

&rdo;（《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石兴邦

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日。

）

或许，石兴邦的解释有些道理，但作为留洋的&ldo;海龟&rdo;，总在一些土包子面前呜哩哇啦地说一些鸟语，总让局外人感到有显摆之嫌，尽管毫无恶意，但令听者感觉不怎么舒服。

1945年7月，傅斯年一行抵达延安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访问，在和中共领袖、当年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长谈时，傅斯年似乎没有用中英文混合的词汇来应对毛。

究其原因，在安阳的郭宝钧只是一位普通的土包子工作人员，而此时的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月薪只有8块大洋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了。

看人下菜碟，傅斯年也未能免俗。

[17]《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8、19]李济《城子崖?序》，转引《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0]《东北史纲》（卷首

引语），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著，转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74页，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1、23]《东北史纲》，第一卷，第一章，转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96页。

[22]潘光哲《傅斯年与吴晗》，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24、26]《安阳发掘报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1933年4期。

[25]安特生（johangunnar

andersn，1874‐1960年），瑞典地质学家，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作过重要贡献。

他于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张謇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此前他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曾两次率考察队赴北极、南极探险，对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探寻、求知欲望。

1910年任国际地质学大会秘书，并组织过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主编了《世界铁矿资源》等学术名著，当时已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地质学家。

来华初期，在丁文江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协助下，安特生对中国北方的煤铁资源，如对斋堂煤矿产煤和储煤情况，华北龙烟铁矿的发现与调查等作了大量工作。

由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和军阀混战状态下的北洋政府，&ldo;没有人会利用他这样的专家&rdo;，导致这位年薪18000块大洋的顾问（当时北大名教授的月薪是300多块大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月薪大洋8块）长期处于休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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