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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2页）

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

1928年迁居旅顺。

&ldo;九

一八&rdo;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

1937年退休后，死于旅顺。

在政治立场上，罗氏由保守逐渐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罪人。

但他在艰难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整理金石文字、抢救清宫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罗氏对甲骨文的研究和甲骨学的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影响。

由于他与王国维在这一学术领域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被学术界称为&ldo;罗王之学&rdo;。

后来由于董作宾、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学界遂有了&ldo;四堂&rdo;之说，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统计，从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国内学者收藏外，许多都流失到国外。

另据胡厚宣统计，殷墟科学发掘前，外国人收购的有字甲骨约5万5千多片。

（孟世凯《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由此可见罗振玉等人当时对殷墟甲骨文被挖掘一空的猜测与说法并非凭空想象。

[10]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结》，载《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4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

[11、16]《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转引《敦煌考古漫记》，见《夏鼐文集》卷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28]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

1929年后，马氏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关于安阳发掘是选李济还是马衡的问题，除张光直所言，还有另外一个插曲。

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结盟，成为东方考古学协会。

但这一协会在成立之后，就学术路数与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

这一分歧最终导致北大考古学派的衰落与清华学派的崛起。

据对这一协会作过专题研究的桑兵说：&ldo;中日双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力，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就和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

日方重视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当为前者）在北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

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为&lso;私学&rso;的代表。

清华研究院以人类学讲师李济担任主席。

凭借较多的资金以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

该所成立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绝。

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

&rdo;参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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