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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第1页）

宋真宗时修《道藏》，两次下敕命福州献上《明使摩尼教》编修入藏。

一说是当地有个大款买通了主持者，让他把《摩尼经》入藏，以便为明教争取合法地位。

不论何说为是，此事表明：这时的统治阶级还没有惊慌失措，要把流传民间的明教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其后近一个世纪里，未见有关摩尼教的直接史料，只能推测它并不张扬的从福建波及两浙。

宋徽宗崇道，再修《道藏》，两次命温州送明教经文入藏。

入宋以来百余年间，摩尼教水波不兴，表明它充其量还只是抚慰信徒苦难的一帖麻醉剂。

但对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来说，宗教异端在抚平创痛和激起反抗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其临界点的坐标即定在苦难的程度和民众的忍耐力的交叉点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异端邪说倒不失为测试社会是否稳定健康的试剂：社会越是安定有序，异端邪说便越是没有市场；一旦到了异端邪说不胫而走，争夺到浩浩荡荡的民众时，这个社会的秩序、机制乃至其本身的现实合理性，一定是出了大问题。

徽宗后期的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方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明教来收拾人心的。

政和四年（1114年）有官员报告：两浙明教信徒各在所居乡村，建立斋堂，鼓动民众，夜聚晓散。

徽宗这才感到问题严重，颁下御笔，严加取缔。

然而，社会危机既然到达了临界点，一切都为时已晚。

时隔六年，方腊就喊出了&ldo;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rdo;的不平之鸣，以明教相号召，树帜起义。

方腊起义以后，明教被定为邪教。

其后，统治者以&ldo;吃菜事魔&rdo;和&ldo;魔教&rdo;来侮称明教。

南宋对吃菜事魔的取缔更加严酷。

高宗一再颁布禁令，因告发株连，被籍没流放者不计其数。

绍兴四年（1134年），有官员承认：两者州县在方腊之后，法禁愈严，&ldo;事魔&rdo;之俗，不可胜禁；有人贪功邀赏，血腥镇压，往往令一方之地，流血积尸，焚烧杀戮，靡有孑遗。

这种镇压扩大化所涉及的地区不限于东南诸路，持续的年代也不限于南宋初年。

统治者误以为这种镇压无所不能，意识不到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反而迫使异教信徒们协力同心，殊死反抗。

实际上，方腊以后，吃菜事魔在东南民间一直禁而不止，一有气候，即生事端。

南宋立国百余年间，与&ldo;魔教&rdo;有关的民众起义隔三差五的此伏彼起：建炎四年（1130年），&ldo;魔贼&rdo;王念经在江西贵溪聚众起义，信州、饶州数万民众纷起响应；绍兴三年（1133年），余五婆、缪罗在浙江遂安&ldo;传习魔法&rdo;，反抗官军，声震严、衢两州；绍兴十年，浙江东阳&ldo;魔贼&rdo;谷上元率众起事；绍兴十四年，安徽泾县&ldo;魔贼&rdo;俞一发动&ldo;事魔者&rdo;举义；绍兴二十年，贵溪黄曾继王念经之后，再次&ldo;以魔惑众&rdo;，揭竿而起。

距方腊起义一个世纪后，绍定元年（1228年），陈三枪在赣州松梓山举义，声势波及三路十余州郡，起义持续了七年之久；从义军先后奉张魔王、小张魔王为领袖等迹象推断，显然与吃菜事魔有关。

宋代与吃菜事魔相关的民众起义，见诸记载的以方腊始而以陈三枪终，以方腊领导的规模为最大，以陈三枪坚持的时间为最长，二者倒是首尾呼应、前后辉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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