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的反对共产党吗？

假如开仓放粮挽救数十万灾民的生命就是反对共产党的话，那他就承认！

就无所推脱地承认！

就只能承认！

&ldo;我，我有错……&rdo;从不认错的他低下了他并不高贵但却不易屈服的头。

李仲海在主席台正中间第一排座位上冷冷地、有一种病态快感地笑了，他低声向身边的王专员说：&ldo;农民是支持我们党的，因而也就是伟大的！

&rdo;

在他说了这句话七年之后，也是在盛夏季节，还是这些斥责霍达东反对共产党的愤怒农民们，每人掏出仅能掏出的几分钱，凑出了几百元钱，组成了一个东进战斗队，乘坐不要钱的火车抵达了李仲海那时任省委书记兼省长的沿海某省的省会，静坐二十四小时，绝食四十八小时，后来在当地&ldo;红卫兵&rdo;的协助下，终于将李仲海揪上了批判台，给他的脖子上挂上了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的大铁牌。

在所控诉的他的罪行中间，有一条是由于他的官僚主义和恶霸作风，导致a省饿死了数万人。

而王专员那时则是被揪回白水地区，与白社长、马社长等一批已进入地区行署的官员一同被批斗，结果王专员当场心脏病发作，死于批斗台上，白社长被打成了终身残废，马社长一头撞死在自己母亲的墓碑下。

霍达东终于做出了检讨，在a省省委扩大会上，他面无表情、两眼呆痴地说：

&ldo;我有错，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罪该万死，我……&rdo;

到最后，霍达东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说着，不停地批判着自己。

两年后当他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时，在&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开始后&ldo;造反派&rdo;对他这个落水狗进行批斗时，他都是这样咒骂和批判自己的……在他心灵末梢最敏感处只有一点，那就是绝不敢和毛泽东唱对台戏。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也就是在他辞世前不久的一天，他的女儿霍红红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一个消息：&ldo;老毛死了！

&rdo;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愣，随即抡圆了胳膊给了已经有了娃儿的女儿一个大耳光，这是他第一次打女儿，也是最后一次打女儿。

打完这个耳光之后，他就躺倒了，一直躺到他死。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中共a省省委下发了两个正式文件，一是《省委关于以霍达东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霍达东同志的反党言行》。

这两份文件使霍达东的人生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完结了。

作为一个红匪，支撑着他无所作为甚至无所事事地继续活了十七个年头的是那装有黄土的荷包和五台山老和尚送给他的那串沉香木捻珠。

二十世纪末的一天，霍达东的女儿带着两个作家到了a省，想收集点当年霍达东的情况，看看可不可以写一本报告文学以祭奠自己的父亲。

然而，没有人知道霍达东是谁，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只知道帝王将相和流行歌星，还有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

霍红红失望了，然而两个作家却正是由此，才发誓一定要使霍达东从历史的尘埃中露出本来面貌，他们唯一担忧的是：这种既不赚钱又不为某些官僚看好的书是否能够出版？

初稿于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海南一间陋室中

修改于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北京城乡交界处后记

后　　记

任何一个曾经拯救了几十万条人类生命的人都值得我们跪拜，无论其被所处时代认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也无论其人生际遇是辉煌的还是悲惨的。

我就是为了一个曾经拯救过几十万条人类生命的人而产生了创作冲动，继而一气呵成了几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部充满热烈而沉重情感和文字的书将奉献给那个我从未谋面、也再不可能谋面的、而却永远令我缅怀和敬仰的老人及这位老人唯一的女儿‐‐我称为大姐的端庄而刚强的中年女性。

我写的是一段历史。

历史在我眼中不是镜子，不是长河，不是一件件发黄的纸，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或是他们的尸骨，或是他们的灵魂，或是他们惊天动地的举动，或是他们平淡无奇的人生，只有在描绘人物时，我才会觉得生命的价值所在，也才会觉得艺术的价值所在。

我不想媚俗，迎合芸芸众生的某种趣味自然是文学和艺术的堕落；但我同样也不想媚雅，迎合几个自以为是的、只会孤芳自赏的所谓浑身透着文化味的学者同样是一种无聊和沉沦。

我只是以我的热血去铸就我所认识的真实，通过一个个独特的人物去展示过去，并告诉未来，这将高居于俗和雅的问题之上。

当我行走在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黄土高坡之时，当我从一个窑洞出来又钻入另一个窑洞之时，当我站在被炎黄子孙赞赏了几千年的黄水堤岸之时，当我遥望着巨龙般伸向天际的长城之时，那个老人点点滴滴的经历在我脑海中汇聚成为一个以往文学作品中从未塑造过的形象。

他不再是他，他成为了中国农民的命运，而他永远只能是他‐‐陕北山沟沟里的一个朴实的农民。

当我最终因着听来太多的关于这个老人的故事而要将某种思绪在蒙蒙细雨中喷发出来之时，我这样想：假如我们还相信有良心存在的话，这位老人无疑可以被称为中国农民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