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临近时，父亲带领我们下楼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

父亲虽然不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但为了表示坚定，他加入了穆斯林团体国家警卫队。

那天晚上，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卫制服，还戴上了那很有特征的“真纳帽”

。

我们甚至带上了两个小弟弟，两岁的易卜拉辛和小婴儿图努（tunu）。

12点正，电闸被关上，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

在光明重回的下一刻，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了。

高昂的口号声“巴基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

响彻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

当时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脉中冲动着的民族自豪感。

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兹、萨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图努之后，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阿尤布（ayub），阿扎姆（aza），贾汗吉尔（jahangir）和莫因努（ou）。

但到我九岁时，我热爱的母亲开始常常无缘无故地烦躁，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在她比较安静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

她会一连几小时地祈祷，读同一页书，或是反复不停地背同一首诗。

躁动起来，她就大声地用粗俗的话骂人。

有时她会肆意辱骂邻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时候，她会大声斥骂政客们，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

有时她会在头脑里反击那些假想敌，毫无警示地暴烈起来。

她经常在夜里突然喊叫，拳打脚踢，我就得帮助父亲按住她，或是努力护住我年幼的弟妹们免受伤害。

这样的危机之后，她经常会重新变回到我们所记得的那个甜美温柔的母亲，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爱，照顾幼小的孩子们。

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复原。

随着病情恶化，她渐渐不能了解我们上学的情况了。

父亲为治愈母亲竭尽了全力，花钱给她做全国最先进的医学检测。

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

绝望之下，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咒语，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

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无论如何，这些方法一无收效。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

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

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

“天气预报如何?”

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就彼此这样发问。

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2号，4号等等。

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剧中，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母亲总是在“播音”

，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还有“伴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