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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

实为可惜……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用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其苦心焦虑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

建议书终于见了成效。

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ldo;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rdo;。

由教育部出面，邀请自法国留学归来的卓有成就的画家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负责筹办。

这一切的缘起，便是在张大千这里了。

现在我们理解张大千了：他不单是一位挚爱传统艺术的杰出的画家，更有一份庄严的文化良心。

当常书鸿到达莫高窟的时候，在这里守候两年的张大千就要启程离去。

张大千临行时，把一卷东西交给常书鸿，神秘地告诉他，要等他走后再看。

至于这卷东西究竟是什么以及其中的含义，全是后话了。

1944年，&ldo;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rdo;相继在成都和重庆展出，轰动一时。

精美绝伦的临摹品把千里之外灿烂的敦煌展现在国人面前。

一阵从未有过的清新华美之风吹入人们的心中。

在人们钟爱的文化事物里，从此出现了一种由张大千的生花妙笔传送来的敦煌形象。

临摹和复制，由此也成了敦煌学中不可缺少的研究手段。

陈寅恪说：

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

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前人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创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沈尹默先生想到了三年来，那些对张大千的种种不解与误责，感触良多，挥笔写道：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髯带霜。

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是啊，他把敦煌无穷的美散布于天下，同时把自己对敦煌深切的爱留在那地处天边的艺术宝库里了。

但此刻他不再有那种即使人在敦煌也会常常生出的忧虑不安。

因为一位像天王力士一样的敦煌的保卫者已经站在莫高窟前。

当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常书鸿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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