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

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

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

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

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

乾隆说，此奖过当，&ldo;可恨之极&rdo;。

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

即所谓&ldo;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rdo;。

（《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ldo;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

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

&rdo;（《清仁宗实录》）

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

避免&ldo;烦扰&rdo;，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他壮年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大处着眼，小处放过，以不扰民、不生事为要。

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ldo;滋扰闾阎&rdo;，&ldo;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rdo;。

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皇帝严惩。

郝硕本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ldo;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

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

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毀。

&rdo;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不免&ldo;人人感念皇上天恩&rdo;。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

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的宽容、仁慈。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来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来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网的同时，皇帝施恩的手笔则更加宏大。

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