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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2页）

因此，三月二十日天还没亮，前天夜里接到六百里加急上谕的大学士英廉就亲自带领大批兵丁，来到尹嘉铨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细细搜罗。

不出皇帝意料，收获果然颇丰。

作为一个&ldo;理学大家&rdo;，尹嘉铨不但藏书丰富，而且著作颇多。

从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书籍310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的书籍一柜、书板1200块，以及书信一包共113封。

乾隆组织一批翰林学士，组成&ldo;审读小组&rdo;，帮助他逐字审查。

在乾隆朝，只要想打倒一个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审查他的文字。

作为庸凡之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能&ldo;放之四海而皆准&rdo;，如有偏离&ldo;准星&rdo;之处，那么对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

经过细致筛选，乾隆在尹嘉铨所有文字中发现了数10处&ldo;悖逆&rdo;之处。

在后来公布的罪状中，皇帝说，最错误的一处，是这样一句：&ldo;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rdo;

尹嘉铨认为，因为打击朋党而禁止士人拜师收徒是错误的。

儒家性理之学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只能通过拜师授徒方式传授。

如果把大儒讲学授徒一律定为&ldo;朋党&rdo;，把官场上门生与座师的关系也视为&ldo;朋党&rdo;，势必削弱&ldo;父师之教&rdo;，造成圣人之学的衰微，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

乾隆认为，这句话是公开与雍正帝唱反调。

打击&ldo;朋党&rdo;是清代政治的主线之一。

宋代以降，大臣们结成朋党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ldo;师生关系&rdo;。

由于科举时代录取率极低，考中者对于阅卷录取自己的主考官无不感激涕零，视为伯乐知音，一旦录取，就投拜这个主考官门下，成为他的门生。

主考官往往通过这种方式结纳羽翼，门生也希望通过攀附座师而在官场迅速升迁，因此极易在朝廷形成一个个山头，党同伐异，造成朋党之祸。

宋朝和明朝，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

因此，雍正和乾隆使尽了种种手段，打击大臣们的&ldo;科甲&rdo;积习，也就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们以师生关系结党的习惯。

雍正皇帝曾御制《朋党论》，反对大臣们拜老师收门生。

乾隆说：

朋党为自古大患。

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ldo;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rdo;之话……不知是何肺肠？

尹嘉铨的第二大错误，是著了一本书，叫《名臣言行录》。

书中记录了清初以来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乃至本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嘉言懿行。

乾隆将此书定为大逆之作，认为它会助长人们的朋党思维。

因为只有朝廷才有品评大臣的权利，臣民无权把谁定为&ldo;名臣&rdo;，又把谁定为&ldo;非名臣&rdo;。

如果个人可以树立品评标准，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孙的意见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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