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预见到采用日益军事化的战略可能造成的后果，非常令人遗憾。

我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区分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和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人。

&ldo;恐怖分子&rdo;一词使用范围甚广，没有确切的定义。

所有反对派都被视为理应消灭的对象。

我们发现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是&ldo;装聋作哑、推诿责任&rdo;的极好范例‐政治家们故意将其指令巧妙措辞，使他们这些安全部队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以将责任推到下属身上。

说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听证会上，有证据揭露出是博塔亲自下令炸毁科特索大厦的。

我们的副主席埃里克斯&iddot;伯莱恩，尽管被诬蔑为反阿非利卡和对国民党有失公正，却建议我到开普南海岸的乔治城，拜访退休在家的前总统。

这些年我曾几次与博塔先生见面。

第一次是在1980年，我作为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率教会领袖代表团，到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与他及其内阁见面。

同事中有些人批评我们和非法政权的头目打交道。

但是，我认为摩西尽管知道法老铁石心肠，却还是接近他。

当时和解并不吃香，但我坚定地投身其中，和现在毫无二致。

会见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如果当时被他采纳，就会为我国的和平谈判打下基础。

会谈气氛亲切，但我们力图开始对话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我们一口回绝了他让我们到纳米比亚―安哥拉边境的南非国防部队&ldo;作战区&rdo;进行宣传的要求。

后来我们得知，在他会见我们的时候，其政府却试图从背后颠覆我们。

他们利用政府秘密资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联盟这一右翼私人机构，反对南非教会理事会。

1986年我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同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当选开普敦主教。

我再次试图说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够奇迹般地说服他改变立场，为和平解决创造机会。

这一次是单独会见，气氛依旧亲切，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妥协。

尽管会见后他在记者面前和我热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脸上却带着不自在的表情。

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艰难的会面是在1988年。

我请求他免去6个人的死刑，他们被控在1960年曾发生过大屠杀的沙佩维尔杀死了一个被怀疑为政府奸细的人。

会见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们两人冷静地讨论了他是否应该动用总统特权。

法庭在那个星期内停止了处决，并给这几个人减了刑。

接着，他掉转话题，开始指责我和其他教会领袖为反对对几个政治组织进行的限制而领导的到议会的非法游行。

他递给我一封有关此事的信，而信的内容已经提供给议会成员和媒体。

我对此提出了抗议。

然后，他又攻击说我在一个葬礼上举着共产党的旗子，我让他拿出证据，因为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实情。

我坐在他开普敦的办公室里，暗自思忖着我是洗耳恭听呢还是据理力争。

他可是一个能把自己的内阁部长都逼哭的人。

我心想：这些家伙让我们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这样吧。

他不能这样威吓我。

我对他说我不是小孩子，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