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以上事实，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

她（也许是他。

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

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极其突发、极其被动的。

我把一只臂时支在枕头上，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

但我无能为力，我对电话机说：那不是我的责任。

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不完美的、突发的、被动的。

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

这怪不得我，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

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突发性和被动性，也就是从中掣肘。

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

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像妻子一样。

我爱妻子，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

两人有说有笑，到处游山玩水，做爱不下数百次。

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半夜里，沉静地、执著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突发性和被动性。

她焦躁不安，而两人同舟共济。

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差异。

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愈的景况‐‐对她来说这就是爱。

但对我则当然不同。

爱之于我，是被赋予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是非常不完美的：时而混线，时而想不起号码，时而有人打错电话。

但这不是我的过错。

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此乃规律所使然。

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不知解释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还是离家出走了。

也许是我煽起并助长了这种不完美性。

我边看电话边回忆我同妻子的做爱。

离家前的三个月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同我睡过，因为她已开始同别的男人睡。

但我当时却完全蒙在鼓里。

&ldo;喔，对不起，你到别处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气的。

&rdo;她说。

我以为她开玩笑，其实是其真心话。

我说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是真的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