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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2页）

但史密斯深切地感到，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这个缺少诚与信和人格力量的国度，倘无科学、教育、基督式的爱的普及，要振兴起来，是不可能的。

他尖锐地指出，用道德说教与榜样的力量来影响国民，几乎无任何作用。

他引用巴伯（baber）的观点说：&ldo;一句话，中国人必须开化。

除非借助外部的力量加速这一进程，否则要想完成这一进程，一千年的时间都嫌太短。

&rdo;作为一个中国人，接受这一理论是残酷的。

但近一百年的历史已说明，打开国门，吸收域外文明，是再生的必然之路。

但&ldo;被近代化&rdo;是痛苦的，不仅要有精神上的阵痛，文化上与肉体上的折磨也显而易见。

如果你承担这一事实，就必须付出代价。

鲁迅对此的感悟极其深刻。

他后来主张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也是这一动机使然。

史密斯对中国民族失望的一面，对鲁迅自然也有感染，他对中国人也开不出药方，除了宗教的仁爱外，读罢此书，最深的感触，便是警觉与失望吧?不过，史密斯有两点颇使人受启发，一是中国属大洪水之前的民族，其习性、风俗、宗教，尚未经过大洪水后的巨变，其顽强的生命力，决定了这一民族尚不属行将灭亡的民族，中国的潜力，还远没有焕发出来;二，改变中国，要靠科学和新文艺，这两种，为中国亟须的一类。

仅仅靠科技、贸易看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单纯地以道德来教化国民，恐亦难以奏效。

他说道：

让我们听一下人类文明的伟大倡导者马太&iddot;阿诺德（atthewarnold）的论述：&ldo;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谢希腊。

希腊在人类面前举起了艺术和科学的旗帜，就如同犹太人举起了正义的旗帜。

现在，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

艺术和科学旗帜的举起，自然占据了他们的全部身心，品行却被当成了简单的家常事。

辉煌的希腊，就是因为不注重品行而消亡了;因为他们缺乏品德、坚韧和性格……不仅如此，现实成功地表明，在今天这个时代，需要的知识和美好的事物越来越多，知识受到如此的尊重‐‐表明现在统治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艺术和科学的突出成就，而是正义的崇高地位。

&rdo;

为了革新中国，必须追溯性格的动因，使人格升华，良心必须得到实际的推崇，再不能像日本天皇家族那样囚禁在自己的宫中。

现代哲学的一位主要阐述者曾很好地阐明这样一条真理：&ldo;没有任何一种炼丹术能点石成金。

&rdo;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

中国需要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家庭和社会中，注入新的生命。

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各种需要就会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的一种需要。

这是基督徒所具有的仁慈的情怀。

读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鲁迅那时先科学而后又以文艺救国的信心，何以如此坚定。

说鲁迅直接地接受了史密斯的思想，我们或许有武断的一面，但至少这种观念和时尚，对青年鲁迅有潜在的熏陶，这种猜测并不为过吧?《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等文章，就带有着这种思路。

其一是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强力意志，这些都是中国人最少有的品质。

其二，把科学精神、个性主义艺术风范当成立人的不可或缺的源泉。

鲁迅似乎觉得，要改变中国人的气质，倘无科学与艺术，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思想，在我看来，至少是对《中国人气质》的另一种呼应，它的内在的情愫，由于是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其动人性，其深刻，是为史密斯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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