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有&ldo;京察&rdo;和&ldo;外察&rdo;两种。

&ldo;京察&rdo;考察京官，6年一次，以地支逢巳、亥的年份举行；&ldo;外察&rdo;考核地方官吏，3年一次，每逢辰、戌、丑、未之年，趁外官赴京师朝觐之机加以考察。

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或罢官降调等奖惩。

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

由于考核的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故而深受朝野上下的瞩目。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不满于浙党阁臣的倒行逆施，借京察的机会，操纵吏部罢黜与阁臣过从甚密的一些官僚，引起了王锡爵等人的强烈不满。

平心而论，此次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书孙铣、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等人，都是比较正直的官吏。

在这次京察中，他们基本上还是做到了秉公澄汰、无所徇私。

例如，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孙铣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两人均因考评不佳被斥黜。

由于主持京察者得罪了内阁权臣和被黜官吏的亲朋师友，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也就成了门户党争的重要一幕。

特别是在此后门户党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在京察中提拔贤能、降邪黜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扶植同党的色彩却日趋加重。

万历后期，东林党与浙党双方的争斗愈演愈烈，口头论争已不能发泄怨恨，故而双方均殚精竭虑地排斥异己。

不遗余力地借京察逐罢对方在朝的官员，也就成了党争的重要内容。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均受贬谪。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东林党人再次借考察京官之机，联合吏部尚书孙丕扬逐斥浙党诸人。

与此同时，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因此，在那里的东林党人便大受斥逐。

不久，浙党方从哲入阁成为辅臣，浙党乘机反扑，将号称&ldo;清流&rdo;的东林党人驱逐殆尽。

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时，方从哲又当上了首辅，浙党势力愈益膨胀，对东林党人更是极尽打击迫害之能事。

光宗去世后，杨涟、左光斗与刘一燝和周嘉谟等人拥立光宗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此即&ldo;熹宗&rdo;，翌年（1621年）改元&ldo;天启&rdo;。

当时，浙党首领方从哲因&ldo;红丸&rdo;诸案被迫辞归，东林党人暂居上风。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叶向高复出，担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和高攀龙等人也纷纷跻身于大僚之列，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人又控制了言路。

于是，内阁、都察院、吏部、礼部等要职均为东林党人所把持。

一时间，东林党人的势力空前发展。

这时的东林党人，早已为朋党门户的倾轧冲昏了头脑，他们一旦大权在握，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不遗余力地对政敌加以排斥和大肆报复，甚至凡是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均被他们视作&ldo;邪党&rdo;而遭逐斥。

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赵南星出掌吏部，更是培植私人，大事报复，任意黜免与他们政见不合的朝官，这就使得非东林党官僚不得不另找靠山，纠集力量重新与东林党人较量。

当时，权阉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麾下爪牙有&ldo;五彪&rdo;、&ldo;十狗&rdo;、&ldo;十孩儿&rdo;和&ldo;四十孙&rdo;等。

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到处都有他的死党。

特别是浙、齐、楚、宣、昆党中的一部分人与之结成联盟，更壮大了他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与东林党人相抗衡的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