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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地理知识的丰富与航海技术的提高,彼此间的往来开始变得愈来愈便捷。
秦汉时期,日本诸国前往中国一般循朝鲜半岛北上,路途相当遥远,&ldo;渡三海,历七国,凡一万二千里&rdo;。
但从六朝以后,日本人到中国多从南道浮海而来。
如北宋雍熙年间,一位日本僧人由海路到中国后,曾上表陈述其旅途:&ldo;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
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
&rdo;信风的帮助可以使漫长的航路变得轻而易举。
同时,从中国到日本,也相当便捷,他当时是从浙江台州离开的,&ldo;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rdo;。
而日本群岛呈南北纵向分布,南部诸岛屿与中国闽、浙沿海地区的交通显然更是快捷。
日本至中国南路航线的开通,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为两国民间交往与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民间的交往受到相当严重的制约。
应当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给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
长期以来日本群岛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部诸岛的武士与商人开始进入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及烧杀抢掠等海盗活动。
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称为&ldo;倭国&rdo;,因而中国朝野便将入侵骚扰沿海的日本海盗称为&ldo;倭寇&rdo;。
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抗拒官府的绿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诸岛为根据地,内外势力极易联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边区发动剽掠。
这种严重的态势在明朝初年就已显露无遗。
元朝末年,江苏泰州人张士诚、浙江台州人方国珍分别在当地起兵反元。
张士诚占领高邮等地后,控制了作为元朝南北交通枢纽的大运河。
同时,方国珍起义军夺取了元朝运粮船只,以浙江沿海为根据地,阻断了元朝漕粮北运的海路。
这两支义军中有不少是熟悉水路、精于海战的渔家子弟。
元朝政府为恢复东南漕运与海运之路,用高官厚禄诱降张士诚与方国珍,但他们往往屡降屡叛,依旧各自占据着自己原有的地盘。
如张士诚全盛之时的辖地就&ldo;南抵绍兴,北越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rdo;。
东南沿海重镇如宁波、绍兴、杭州、苏州等地,均在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内。
方国珍的地盘,则主要限于浙江庆元、台州、温州三路。
后来,在朱元璋军队的进攻下,张、方两个割据政权先后败亡,但其残部大多逃亡海上,成为出没无常的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