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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第1页）

尽管对我提出起诉一事荒唐无比，而且不少人对起诉我的法律依据表示怀疑，法院仍于1993年12月6日对我提出起诉。

叛国罪可判6年徒刑。

法院判决我有罪。

我的律师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

高级法院又请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

1995年6月，宪法法院裁决，不得以叛国或从事谍报活动的罪名起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谍报官员。

1995年10月18日，联邦高级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师的上诉，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结论，把此案退回给杜塞尔多夫法院。

凝视从我面前走过的昔日的特工和鼹鼠，我不禁思忖道：过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为撰写本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试图审视20世纪后50年的风风雨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谍报机构首脑在其中起的作用。

虽然我们情报局成就卓著，仍无法挽救它为之效力的制度的灭亡。

冷战时期的一切无法以黑白画线，只有深浅不等的灰色之分。

无视这一点，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过去，走向未来。

正如我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

任何司法审判都无法完全揭示充满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这段历史。

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会制度是乌托邦的产物。

19世纪初以来，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相信人类可以摆脱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杰出的思想家，渴望实现这一理想。

这一制度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但我仍然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40年的历史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西方国家也不是一切都洁白无暇。

用&ldo;正义国家&rdo;和&ldo;非正义国家&rdo;这样的陈词划分对立的双方无助于正确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巨变。

这是不是说双方没有任何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指摘呢？当然不是。

冷战是一场无情的较量。

双方为了赢得胜利都犯有罪恶。

如今冷战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

但我们不应忘记，实际情况从来不像双方的宣传机器描绘得那样黑白分明。

当代著名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ldo;我们不能仅凭相对的好坏标准评价某个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为正义的使者，或斥为邪恶的化身。

善恶与世上万物一样，随着历史条件、社会特征、时代和主观观念的演变而变化。

&rdo;只有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才能真正从冷战以及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训。

第十七章后记

在我的谍报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尝过。

既经历过巅峰时刻的辉煌，又因我们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视坠入过情绪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机构都免不了的日常琐事带来的烦恼。

每天的头等大事往往是向国家领导人报告坏消息。

冷战期间敌方的高级谍报官员回首自己度过的一生时一定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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