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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在共产国际学校，我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米&iddot;施腾策。

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

她的父亲施腾策曾是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在达豪集中营被纳粹杀害。

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为了给父亲报仇。

我俩刚认识时，她有一位西班牙男友。

我们的相爱始于离开学校之后在莫斯科的重逢。

我非常喜欢她独立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

她的童年很不幸。

30年代时，她的母亲在一次对涉嫌从事反苏活动的外国侨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后来被释放）。

埃米从小在伊万诺沃这个工业城市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

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她的这种性格。

布莱希特在给妻子的信里谈到俩人之间始终存在的&ldo;第三因素&rdo;，即他俩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如今人们对这种看法似乎不屑一顾。

但在一个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狱或掉脑袋的年代里，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中维系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纽带。

尽管我与埃米在结婚将近30年后离婚，以后又结过两次婚，她始终是我的一位知音，并且通过管理柏林我父亲的档案馆一直与我们全家保持联系。

1943年5月16日，我的生活又发生一次突变。

这天，我们一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鉴于纳粹仆从国与热爱自由国家的情况迥异，共产国际及其学校将予以解散。

毋庸讳言，这一决定背后有政治背景。

解散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和西方盟国达成的妥协。

西方把共产国际看做是在他们的老窝里煽动革命的一个危险组织。

我分配的时机极其幸运。

前一批毕业学员肩负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的使命被空投到德国，却不幸中了第三帝国反谍报机构的圈套。

德国的反谍报机构一直冒充抵抗组织与苏联保持无线电联系，而苏联当局对此信而不疑。

结果这批学员尽数落入盖世太保和军事反谍报机构的手中，全部罹难。

他们的牺牲使我们这批人幸免于重蹈覆辙的厄运。

我们于是被分配到附近一家农庄里，搞机械维修，兼管给白采尔科维河上的驳船卸货。

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仍然令我们吃惊。

老师不是总说，共产国际是永恒的，是共产党的最高形式吗？但平时受到的教育都是让我们不加怀疑地绝对服从命令。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党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确的。

于是，我们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也许因为父亲是知名作家的缘故，我被分配到德国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兼评论员。

党的领导人觉得我适合干这一行。

该电台是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德国共产党的喉舌。

于是我回到莫斯科。

20岁那年，我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并参加了在卢克斯饭店威廉&iddot;皮克房间里举行的各次会议。

皮克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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