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扼腕叹息的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直至1978年，前后整整15年，被&ldo;社会主义教育运动&rdo;、&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以及&ldo;五七干校&rdo;所浪费。

这恰恰是我从23岁到38岁的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时期。

如果那15年用于专业创作，岂止可以多写1000万字。

这是最大的时间的浪费，生命的浪费。

更何况那无休无止的澎湃在中国大地的极&ldo;左&rdo;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以致后来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去拨乱反正，这才终于走上真理的轨道。

我视创作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ldo;凝固的时间&rdo;。

笔写来的，斧头也砍不掉。

自从11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我一辈子可以说是&ldo;从一而终&rdo;，只从事一项事业，即文学创作。

其实，有两个时期，我完全可以不写作：

一是&ldo;文革&rdo;时期，出书时除了送50本样书之外，没有一分钱稿费。

在那样的岁月，我白天在农村下地劳动，或者在电影厂里做&ldo;煤渣砖&rdo;、挖防空洞，夜晚像做&ldo;地下工作&rdo;一般悄悄写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话等&ldo;6离政治&rdo;的书，还写好一大批书稿，压在我的抽屉或者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所以在粉碎&ldo;四人帮&rdo;之后我的作品如同喷泉涌出，在1978年我一度创造了&ldo;月出一书&rdo;的记录。

二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自己也拥有一批知识产权，很多人都劝我不必写了，含饴弄孙，坐享清福。

我却依然不停地写作。

我先后12次应邀出席全国书市，还多次出席北京书市、上海书市、羊城书市，就是因为我不断推出有影响的新着，出版社借助于书市&ldo;造势&rdo;，举行新书首发式或者签名售书。

在中国作家之中，我是很另类的一个。

我的作品除了数量多之外，而且体裁多样。

我是一个写作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早年写诗，后来写过小说、散文、童话、寓言、电影剧本、杂文、评论以至相声、快板、歌词，最后定位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

我是中国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

我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化学本科，毕业之后却&ldo;背叛&rdo;了化学，从事电影、文学创作。

正因为我有着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后转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进行&ldo;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rdo;的采访，写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50万字的&ldo;红色三部曲&rdo;，写下关于1957年全景式的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写下182万字的长卷《&ldo;四人帮&rdo;兴亡》，写下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等等；随着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台湾、美国安家，我5次去台湾，7次去美国，并开始世界性的漫游，足迹遍及五大洲，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写下二十来本图文并茂的&ldo;行走文学&rdo;作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记述异域风情，诸如《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真实的朝鲜》、《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迪拜》以及《大陆脚游台湾》、《台湾那些事儿》等等。

其中在美国&ldo;9？11事件&rdo;爆发时赶往纽约所写的长篇《受伤的美国》以及苏联解体10周年时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所写的长篇《行走俄罗斯》，则已经超出&ldo;行走文学&rdo;的范围，成为国际重大事件的纪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