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尧舜禹三代禅让传位的怀疑，以及有关汤武革命地批判，都是后世人吃饱了饭很无聊的闲事。

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在古文的记载上，明明告诉我们是&ldo;禅&rdo;，是&ldo;让&rdo;，已经很明显地说出&ldo;禅&rdo;，就是退位递补的意思。

&ldo;让&rdo;，就是让送的意思。

既然又让又禅，其中多少有些过节，但在过节当中，毕竟很坦率自然地把自己一手所掌握的天下权位交出去，并没有恋栈而不舍，也没有交了以后有怨恨的，这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

他们所以能够如此做，当然道道地地可称之为圣人的行为，又何必多此一举，用后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证古人也必如后人的勾心斗角，而且是必须要把它拉到和自己当代同样的坏才算是合理?这岂不是读书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余的致命伤吗?

对汤、武革命的疏解，也是一样，古书上明明告诉我们这两代的历史事件，是革命性的，事实上，也说明是出兵去征伐的。

可见古人并没有文过饰非，故意加上那些好听的名词来骗后世的人们。

只因为桀纣不道德，虽为全国之君，而弄得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劝又劝不听，谏也谏不了，要他改又不肯改，谁也阻止不了，那么，汤、武不起来革命，难道要全国的人民生命财产完全毁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暴君手里，才算对吗?所以汤、武起来革命，充其量，也只能说出于被迫，不得已而倒行逆施，然后归之于正。

何必另加曲解，硬认为他是蓄意图谋叛逆，早就想取而代之了。

例如现代历史，孙中山先生领导全民革命的全盘经过事实，也便可以证明真正革命的意义，确是出于不得已，确是抱有一种悲天悯人、救国救民的志愿。

如果硬要说汤、武的革命早已别有用心，则也可说是&ldo;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do;。

这也是读书人思想上的恶性瘤。

至于后世的儒生们，硬要把汤、武征诛，汤、武革命，加上极其冠冕堂皇的文句，强调应天顺人，那也只能视为秘书人才的文告手法，必须如此写作罢了。

有人善用文词，便写成了应天顺人。

读通了书，懂了道理，这些只是文字上的花枪，又有什么稀奇。

不过，自从汤武用过&ldo;革命&rdo;一词之后，后世的变乱，甚至是抢劫、残杀，也便借用了什么革命等等的名词，这就等于老子、庄子们所说&ldo;仁义&rdo;一词，被后人假借乱用之过，两者实在不可一概而论。

所以我们要知道，凡是这些问题，都只是思想上、文词上、论理上的是非‐‐逻辑问题，并非人事上实际的善恶问题。

如果把文字逻辑的是非问题，硬用到实际人事上的善恶问题，有时候，会使你产生无可挽救的偏差。

不过，这个专题的确也很不简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必须另作一个专题，在此只好打住，不再多做讨论了。

学非所用用非所长论

孟子见齐宣王曰：&ldo;为臣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

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

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

王曰：&lso;姑舍女所学而从我。

&rso;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

至于治国家，则曰：&lso;姑舍女所学而从我。

&rso;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rdo;

有一天，孟子再见齐宣王，对齐宣王说，假如你要建筑一座巨大的宫殿，一定会命令负责工程的人，先去找很高大的木材‐‐古代还没有钢筋、水泥，只有找大木材了‐‐负责工程的人，找到了高大的好木料，你一定很高兴，认为他了不起，能够胜任这件工作。

当然，从森林中砍伐来的原木，还不能立即拿来作梁、作柱，一定还要经过加工整理，用斧用锯，修整到合用为度。

结果你看到他们把得来不易的大木头削小了，你一定很生气地认为他们没有善尽职守。

一个人从小学一样东西，等长大了，要施展所学的时候，你对他说，不要管你所学的那一套，跟我走，照我的办法就好了。

你齐宣王想看看，结果会是怎样呢?

再假定现在有一块很好的玉石在这里，虽然价值达二、三十万两黄金之巨，也一定要&ldo;使&rdo;琢玉的工人依他的学识技术，把它雕琢好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