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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
当《创造周报》风行全国的时候,创造社的声誉也更加昭彰,不少人想和他们合作。
七月中旬,在一次宴会上,《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1888‐1941)当面向郭沫若约请创造社同人代编副刊。
经沫若与仿吾、达夫磋商的结果,决定接受邀约,沫若提议取《创造日》为刊名,同时还亲自设计了刊头,撰写了卷头语。
当月二十一日,被沫若喻为&ldo;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rdo;的《创造日》,就已经崭露头角,吸引了许多不知名的作者来一同培育和爱护。
《创造日》与季刊、周报并驾齐驱,大家忙上加忙,沫若虽不担任主编,但需时时兼顾。
三个刊物都少不了他的文章,周报几乎每期都在等着连载他翻译的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今通译《扎拉图斯拉如是说》),日刊也期待他不断提供小诗和短文,总之,他这个多面手为&ldo;创世工程&rdo;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创造社的声名从一开始就是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的,而今身为创造社巨子、著名新诗人的他,外界邀约赴宴会、作报告、写文章更是应接不暇。
他曾先后前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大学和中华学艺社年会演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印象与表现》、《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等。
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宣言》中,呼吁一切爱和平、爱自由的青年艺术家赶快&ldo;觉醒&rdo;,将艺术的熏陶&ldo;普及于人寰&rdo;。
这时他所说的&ldo;艺术运动&rdo;,是富有革命意味的。
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高呼&ldo;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rdo;,宣称&ldo;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rdo;。
然而沫若知道,王母的蟠桃不是一日结得成,罗马的城堡绝非一人筑得就,创造社的成长与发展需要更多朋友的支持和赞助。
他欣喜《创造日》和《创造周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人的名字,敬隐渔、周全平、叶灵凤、淦女士(即冯沅君)、倪贻德、严良才、白采、邓均吾、柯仲平等有才气的作家,都是在这期间初露锋芒的,他们为创造社增添了有生力量。
这时候,有将近三十个成员在同心同德地进行奋斗,有三个刊物权当阵地,有广大青年作为后盾,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的全盛时期。
在举家归国以后的日子里,沫若如此痴心地把自己的情爱奉献给文艺女神,以唤醒世人病了的良心为职责,以致把十年来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里,他的那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
不用说,朋友们约他在医务上共同开业,他都婉言谢绝;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人来接,他也推诿不就。
说实话,他已无心于医学,根本不愿替人看病,除非至爱亲朋才是例外。
田寿昌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今铜仁路慈厚北里)时,他的儿子海男患了病,曾登门求医。
这时寿昌虽因与仿吾等人牴牾而脱离了创造社,但与沫若仍时相往还。
沫若毫不迟疑地做了海男的主治医师。
他见海男病得不认识祖母,为诊断是肺炎抑或脑膜炎,便点燃一根火柴试验病人的眼球会不会动,结果未燃尽的火柴头掉在海男的鼻梁边,烧了一个小洞洞,寿昌便戏呼之为&ldo;郭沫若氏洞&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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