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令我惊骇，令我心生厌恶。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艺术家应该生活在象牙塔里，与其他人的挣扎和苦难隔绝。

这个观念我一向无法认同。

对人性尊严的冒犯就是对我的冒犯，而抗议不公不义是良知问题。

比起对其他人来说，难道人权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比较不重要？难道身为艺术家就免除了身为人的义务？真要说起来，艺术家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因为他被赋予特别的敏感和感知能力，也因为在其他人的声音没被听见的时候，他的声音也许能被听见。

的确，谁能比艺术家更在乎捍卫自由和追究真相？这对他本身的创造力如此重要。

对我来说，德雷福斯事件最可怕的一面也许在于许多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反对他。

我觉得这在巴黎简直是不可思议，以这座城市所有的文化和提倡人权的高贵传统，在这个被称作“光明之城”

的城市，反犹主义居然能够像一场邪恶的瘟疫一样散播开来。

日后这种疾病将会感染整个国家，那个国家自认有权屠杀几百万名男女老少，理由是他们的血管里流着“犹太血液”

，这种疾病要用什么样的言语来形容？想到这种暴行就令人震惊无言！

单单是仇视犹太人就令我无法理解。

我自己的人生由于跟犹太裔艺术家及朋友的亲密情谊而丰富许多。

对人类文化贡献方面，犹太人不比哪个民族差！

他们当然会是杰出的音乐家，因为他们的心灵如此丰富，对，而且那么有头脑！

当指挥时，我告诉乐团成员：“像犹太人一样演奏。”

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朋友施奈德有时会对我说：“卡萨尔斯，你知道，你真是个犹太人。”

我说我父母是天主教徒，而我是加泰罗尼亚人，但他不听，和气地摇摇头说：“不，你错了。

也许你是天主教徒的父母所生，也许你出生在加泰罗尼亚，但你其实是个犹太人。

就讲一件事，如果你不是犹太人，就不可能像你这样演奏。”

我感谢他的赞美，但是我告诉他，凡事都有例外。

我第一次前往美国是在一九〇一年，与内华达和一位有天分的年轻法国钢琴家莱昂·莫罗同行，进行八十场音乐会的巡回演出。

巡回演出的经纪人姓邓肯，是杰出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女士的哥哥。

我无法预见我的人生会被编织进这片广阔土地的织锦当中，也无法预见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会在这个半球找到我的家，但是那个国家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我听说过许多关于美国的事，尤其是从内华达的口中，毕竟那是她的故乡，但有些事倘若不亲身经历是无法理解的。

对我来说，美国实在非常特殊。

美国跟我所熟悉的欧洲国家有那么惊人的差异！

我们造访了几十个市镇和城市，横越了整片大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即便如此，当陆地在我面前展开，辽阔的草原、巍峨的山脉和令人敬畏的沙漠，我知道我所见识到的只是这片无垠土地的一角。

在那之前，我从未如此为大自然的壮丽和变化多端感到震撼，也从未如此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无畏的精神，人类闯入了这些空间，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