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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泉很敬佩我,有一次我们聊天,他问起我的前途作何打算?我以如下的话回答:我们生于这个时代的女性,责任上不仅仅是争取自身的自由,还要为下一代做个铺路人。
为此,哪怕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也好。
他听后点头说:“我能理解你,占据你整个心灵的只有两件事:事业与教育儿女成才。
应该好好干一番。
我慢慢加入和你一起干。”
我一笑。
我们从此结为好友,经常通信,并常寄些进步书刊给他。
这引起他做生意的同伙人大为不满,这些人恨透我灌输他的进步思想。
前面提过的卢玉质先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中共华侨代表团的团长。
他曾多次资助革命。
他亦曾投资群益工厂。
因他思想进步,我俩成为姐弟似的好友了。
他的大女儿卢惠珍人极忠厚,工作积极,菲律宾马尼拉中央大学牙科毕业、博士学位。
先是菲律宾共产党员、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现已在北大医学院离休。
我俩常有往来。
卢玉质先生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事是他女儿卢惠珍告诉我的。
交往进步人士我母女在上海三德坊居住不久,就迁往霞飞路(现称淮海路)歧斋前楼。
后又搬到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花园坊九十六号。
不断地搬家,在上海几乎成为我们这类生活不安定的人们共同的特点。
这时候,双亲与二婶不和睦,觉得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也从渔阳里搬到霞飞路伟达饭店隔壁钱家塘平民区居住。
那里房东非常好,双亲生活习惯也和他们合得来。
房租又便宜,可减少我的负担,同时避免二老见着我的活动与经济困难而担心。
所以,没有接到一起住。
我和孩子搬到花园坊住下。
花园坊弄堂住户约几十家,是一座单开间三层楼洋房,有两个亭子间。
我们住三楼的亭子间。
在美专读书的华侨学生许珂(后来到延安去了,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住二楼,郑德音弟弟沙梅住底楼,后来沙梅搬走了。
这期间,我所接触的人们绝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左倾的文艺工作者。
他们对我思想进步帮助很大,使我生活更有力,意志更坚强。
对于问题的认识、分析、判断、处理,比较更准确。
另外遇到比我差的人,我也尽我所知、所能帮助他们,启发他们。
三、在“九·一八”
事件时
母女参加示威大游行1931年9月18日,正当国民党连续发动围攻共产党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忽然进攻沈阳。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很快地全部沦陷了。
“九·一八”
事件发生后,全国工人、学生抗日情绪高涨,爆发了大罢工、大示威。
我一面办群益厂和协助华南医院,一面带着大女国琼参加群众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