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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2页）

当今中国，极左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的自由主义，如同两条随时可能失控的大龙，盘旋在上空，为改革增添许多的不确定性。

一旦中国因改革失误而发生动荡，对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冲击远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

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

所以，一个保守性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ldo;统一文化&rdo;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ldo;基因突变&rdo;式的解决之道。

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两千多年以降，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

在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景象，中国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早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ldo;文景之治&rdo;，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ldo;贞观之治&rdo;，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ldo;康乾盛世&rdo;，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

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

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ldo;必然&rdo;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ldo;先开放、后闭关&rdo;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

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谓分权，主要指的是两类分权，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

在我看来，这两种分权存在内在的关系，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

早在封建制度形成的最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已爆发，&ldo;文景之治&rdo;末期的晁错削藩以及因此引发的&ldo;七国之乱&rdo;便是表现得最突出的事件。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

1949年之后，强势的毛泽东多次摇摆于&ldo;集分&rdo;之间：1950年，地方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实行收支两条线，是为高度集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充分放权;1962年，&ldo;七千人大会&rdo;召开，强化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再次集权;1966年，&ldo;虚君共和&rdo;、&ldo;连人带马全出去&rdo;的提出，又是大放权;20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发生系统性紊乱，中央再度大集权。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以1994年的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为界，前期的&ldo;财政包干、分灶吃饭&rdo;，是为大放权时期，因分权过度而形成&ldo;弱中央、强地方&rdo;的格局，于是在其后，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重新实行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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