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

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又是多么理解她。

我想她是明白了。

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

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

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

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

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ldo;日本文学研究所&rdo;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已。

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

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儿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

寄自日本。

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

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

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

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

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

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

字里行间。

几处出现&ldo;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rdo;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

写下了电话号码。

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

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

并在半张白纸上。

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

但我对她的记忆之深，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对池田老先生和彬本达夫先生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