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春秋》一书里，好的道理处处可寻，坏的现象也连篇累牍。

那个时候，对圣人的标榜特别的多，几乎每一个会讲会说的都是圣人，聪明才智之士，比比皆是。

从春秋到战国这一阶段，在我们整个历史中，真是人才辈出的时期。

我们读春秋、战国时的著作，有时看到某人讲的话，非常有理，但是再从反面想想，又觉不对，应是反面正确才是，然后再转到另一个层面来看，则前述二者不无可疑。

每个人的意见都很高明，也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当时真是一个文化变乱、社会变乱的时代。

西方人有一个历史观点：社会历史到了末期，在变乱不安时，才产生哲学家、思想家。

然而，依我们的历史哲学看来，与其如此，不如不要这些哲学家来得好。

高度的哲学智慧，是从痛苦变乱中的刺激锻炼而成，代价未免太高。

所以，老子反对标榜圣人，反对卖弄世智辨聪。

春秋、战国之间，善于奇谋异术的高人，一个比一个高明。

例如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实行他老师计然子所教的六法，不过用了其中的三四项策略，便稳定了国际情势，而越国也复兴了。

最后名与利、功勋等等，一样也不要，自己一走了之，到别的地方做生意去了。

至于做生意的方法，也是他老师计然子教的。

像春秋、战国这一类的智慧之学，简直看不完，太热闹了。

然而，那个时代的世局也就特别地动荡不安。

假使我们身历其境，蒙受其害，便晓得那种痛苦，不堪消受。

古人有句话&ldo;宁作太平犬，莫作乱世人&rdo;。

那乱世的人命，的确不如太平盛世的鸡犬，人命危如垒卵，随时都有被毁灭的可能。

老子对那个时代，深深感到痛苦和不满，因此便说：&ldo;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rdo;人们如果不卖弄聪明才智，本来还会有和平安静的生活，却被一些标榜圣人、标榜智慧的才智之士搅乱了。

战国时期，真正能摆布那个时代二三十年之久的，只有苏秦、张仪两人，不管他们摆布得对或不对。

所以后来司马迁、刘向等人，都非常佩服苏秦，这么一个书生，年纪轻轻出来，竟使国际间二十几年不发生战争。

我们现在听来，二十几年的和平，好像算不了什么，但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几十个国家随时随地都在作战。

每一次战争都要死亡一大批的人。

老太太、老太爷们，辛辛苦苦将自己心爱的儿孙慢慢养大，然后一上战场，几分种的时间便结束了生命。

难怪司马迁认为苏秦只是个文弱书生，却纵横六国之间，消洱战争达二十多年之久，这本事够大的了，很令人佩服，因此特别在《史记》上记上一笔。

老子当时的社会情况，虽不比苏秦、张仪那个时候的混乱、糟糕，但已迈向大变不祥的道路上去，他痛心之余，就有&ldo;绝圣弃智，民利百倍&rdo;的主张。

仁义的道理也是一样，那时不只是孔子提倡，但孔子综合了仁义的精华，传给后代。

在春秋、战国时候，各国之间，相互争战，彼此攻城掠地，都以仁义的美名作口号。

你们要讲仁义道德，那很好，我也跟着讲。

但是你们一切都得照我吩咐，要跪便跪，要杀便杀，反正我也可向外宣布这是为了仁义道德，不得不尔。

仁义道德的用法，一至于此，那已是天下大乱，不可救药了。

所以老子非常讨厌，又主张&ldo;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rdo;社会上不需以仁义作宣传口号，越是特别强调仁义，越是尔虞我诈，毛病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