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ot;潜龙在渊&ot;尤为注意。

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

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

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

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

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

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

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

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

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

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

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ot;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ot;。

&ot;此次募勇成军以出&ot;，&ot;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

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ot;。

一时形成&ot;千呼万唤不出来&ot;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

重任。

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合防为词，声言&ot;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糙糙一出者&ot;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ot;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ot;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

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ot;，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ot;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ot;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

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ot;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

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ot;并进一步倾诉说：&ot;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

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

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

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ot;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ot;血诚&ot;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ot;朱批&ot;安慰他说：&ot;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ot;曾国藩&ot;闻命感激，至于泣下&ot;，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

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入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ot;朱谕&ot;一起保存，&ot;同志恩遇&ot;。

第61节：第六章曾国藩的进退之智（4）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