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节：第四章曾国藩的牵手之智（7）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痛处。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

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

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

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

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其他时候了。

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

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ot;责善朋友之道也。

&ot;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

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

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

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

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

李鸿章&ot;乃率一幕人往争&ot;，声称&ot;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ot;。

曾国藩说：

&ot;我自属稿。

&ot;李鸿章表示：&ot;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

&ot;曾国藩气愤地说：&ot;听君之便。

&ot;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正是因为曾国藩用真诚来打动对方的心，所以他才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他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ot;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ot;。

这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

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ot;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

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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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交友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待人以诚，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过错，并且从不苛求于人，那么他就能够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而使自己取得成功。

而那些不能够待人以诚的人，就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成为飘流孤岛之上的&ot;鲁宾逊&ot;，事业的发展就会失去许多良机，成就伟业就只可能是一种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