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

当时正好上海有一家大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

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读后感不能发表。

原因是&ot;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ot;

我问：&ot;王元化究竟是谁?&ot;

&ot;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ot;那位编辑十分惊讶，&ot;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

&ot;

&ot;他爱人在我们学院?&ot;我好奇极了。

&ot;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ot;

&ot;啊?&ot;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

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

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ot;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ot;

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元化。

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

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

&ot;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ot;‐‐至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

正是这种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iddot;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

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分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着嗔怪起来：&ot;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ot;待到吃饭了，张可老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分了，一次次说：&ot;让秋雨自己来，让秋雨自己来。

&ot;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

送到医院，情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

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陶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ot;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ot;他当时还没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

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