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读这些报道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在这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绝的怪异世界，而是处处与我们的身边相连。

刑案是生活的极端状态，而极端状态总会集中社会神经的末梢，关及正常部位的痛痒，具有不少思考价值。

你看手边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读起来就很有意思。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基本上已成了一个旧年悬案，搁置在那里。

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

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

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

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号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

四个指引词，&ot;过、顺、向、见&ot;，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

特别是那个&ot;见&ot;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

多数会写成&ot;有&ot;，但只有用&ot;见&ot;，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观视角。

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ot;二三&ot;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ot;五四&ot;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

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

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

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屡见不鲜，监狱里关着大量聪明人，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但对这个人，我们仍会沉思片刻。

原因是他与&ot;文化&ot;这个概念牵扯得不明不白，使我们对&ot;文化&ot;也疑惑起来。

他的文化水平高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吗?答案先是肯定的，后是犹豫的。

犹豫的理由，是觉得&ot;文化人&ot;这个称呼似乎还应该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

但也只是&ot;似乎&ot;而已，实际上限定不到哪里去，因为既然已经承认他文化水平高，那么&ot;文化&ot;这个概念本身，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限定。

这就是说，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恶功能。

没有排恶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为它什么都行，于是产生误会。

一个人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宇，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猜测他通体文雅;一个孩子捧着一本书在读，做家长的便笑逐颜开;一个求职者取出一份学历证明，单位领导就频频点头;更奇怪的是，一个商人有点文化，就被称之为&ot;儒商&ot;，即便他极尽诈骗之能事也丢不掉这个招牌，相反，一个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讲信用，人们仍然会从文化上轻视他。

于是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之类，只为一洗文化上的耻辱，至于品德人格，则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