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即有两位干部说，他们去检查宿舍，就看见这两个学生大白天躺在一个被窝里。

我一听就忿然，因为我们的每一间学生宿舍是多人同住的，这怎么可以容忍?但毕竟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便说：&ot;在座诸位都是结过婚的，因此请原谅我要问得细致一点……&ot;

层层盘问的结果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学生宿舍没有留给客人坐的凳子，这个男生的女友来了，便双双靠墙坐在床上谈话，天太冷，就把被子搭在身上了。

是&ot;一个被窝&ot;，却是一个衣冠楚楚、靠墙而坐的被窝。

从这件事联想到，常常把老先生们气得胡子发抖的所谓&ot;世风日下&ot;，其间至少一部分只是谣传加想象所致。

但又不能说那两个见证的干部在故意造谣，他们本来就认为男女学生谈恋爱已经不对，拥被而坐当然更应该阻止。

可惜这一切被一种燃遍处处的熊熊烈火作了升温处理，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具有明显伤害性的谣言。

差一点，我在那份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好险!

问题是这种险情处处都有。

大凡一种偏执的社会观念淬上了火，就需要以超强度的敏感寻找对立面，这种对立面有一半是&ot;心造&ot;的，因此也就为造谣留出了地位。

有时，社会观念变了，但有些人的&ot;淬火&ot;习惯没有变，即便在纠正以前错误时也用夸张的手法，听到风就是雨，永远慷慨激昂。

例如，&ot;文革&ot;中很多人由衷地相信周围有大量的&ot;反动分子&ot;，揭了一批又一批;而&ot;文革&ot;结束后的这二十年来，又总有人喜欢揭露自己周围的人是&ot;文革&ot;造反派的&ot;漏网分子&ot;，大多是不问年龄、不问证据、不间当年的清查结论和基本政治常识，一味怒气满面、义愤填膺。

为此我曾给自己一个学生的单位领导写过信，说清算一算吧，谣传说他当造反派头头那年，他才十三岁;我也曾专程到北方，为我的一位同学解过围，说我以一个现任学校领导的身份郑重证明，这位剧作家没有像谣传中说的那样在&ot;文革&ot;中打过人。

后来，这方面的谣传一度又绕到我自己身上。

这种制造既是故意又不是故意，却谁也不承认是恶意，有时甚至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ot;好意&ot;。

至少，好像是为民除害，刚正不阿，在我们中国特别有空间。

二，躲躲闪闪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与前一种相反，毫无跋扈之气，常露温煦之色，从不锐利攻陷，也不轻易论断。

他们心中，至多只起一点不平衡的温怒，或一点朦朦胧胧的欲望，但一经盘算，如果展现这种愠怒或欲望可能得不偿失，因此一直在等待他人之力，他们只不过在需要时略作引导罢了。

说他们阴险，他们又不作什么坏事，但低调的生态却使他们成了舆论中举重若轻的灰色支点。

还是举例。

优秀的研究者周先生曾受到过一次不小的困扰，他的两篇重要论文被谣传为日本同行的&ot;第二手产品&ot;，结果在科研成果鉴定和职称评定中一再受到质疑。

但直到两年后因被日本刊物郑重发表而自动辟谣，还是闹不清当初谣言的起因。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曾经有一位同事在某个场合说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这位同事在感叹学外语的重要性，责怪自己学迟了。

他说，原先读周先生的论文还半懂不懂，学了日文读了日本学者的著作，一下子就懂了，这种感觉真是愉快。

当时在场的人就问：周先生论文的观点和日本学者一样?这位同事宽厚地说：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搞学术研究哪能天天标新立异?然后不断赞叹周先生用功，自己比不上。

我没有仔细调查，无法肯定这番谈话便是周先生两年困扰的直接起因，但仅仅这几句话，已经大致具备了构建一个谣言的基本条件。

只不过如要追究，他的话句句稳妥，什么也追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