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实例比较有名，却与以上情景一脉相承。

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北京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在睡梦中吟得一首诗，然而很快有人指出，这首诗是古人吟过的，于是一时成为文坛笑话，嬉笑怒骂，播扬广远。

我想为这位作家辩护几句。

这位作家显然不想故意剽窃，因为再愚笨的人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剽窃一首随手可以查到的古诗。

他的差错出在记忆的模糊上：诗句入梦，但这首诗是书中读来的还是自己吟出来的，有点闹不清了。

这种情况在创造性族群的记忆机制中经常发生，不足为奇，何况这位作家并不以古典诗词为研究专业。

他写混了，别人幽默地指正一下即可，顺便调侃几句也无妨，无论如何是小事一桩。

谁料想，在很多人眼中，这件事其大无比，其臭无比，简直可以抵消这位作家以前的全部创造。

这过分了。

对此我可以提供一个参照例证。

一位剧作家，从小熟读中外名剧，能成段成段地背诵，长大后又每天迷迷糊糊地构思着一个又一个戏剧片断，有一次他把新写的一场戏给我们传阅，我们立即发现其中一段酷似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某剧，一经指出，他惊诧不已，然后大声嘲笑自己：&ot;搞混了，分不清脑子里那些台词的来源了!&ot;我们深知他的为人，当然相信他，何况他特地让我们这些非常熟悉西方戏剧史的朋友传阅，绝无剽窃嫌疑。

大段的剧本尚且如此，其它细节当然更可理解了。

由此想对记忆问题多说几句。

把记忆当作学问，这在古代，是文化传播事业落后的一个标志，而在现代，则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

这个问题的严重后果，现在连中小学教师都已经警觉起来，正在尽力扭转，可惜我们不少文化人还在本末倒置。

其实，即便是记忆性的文化族群，他们真正能记住的文史细节究竟能有多少呢?我本人也算是一个曾在文史中沉潜多年的人，据我的经验，即便平时认为最熟悉的材料，一到笔下也会发现夹杂着不少记忆上的差错，还得从工具书上逐字校核，因此，说是记忆，其实与直接记忆的关系也不大，只是记得翻哪部工具书罢了。

而在这方面，据我的印象，本事最大的当属报社和出版社的老一辈职业校对员，但总不能说，这些职业校对员有资格嘲笑和取代被校对者了。

第四个实例牵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认识。

他为别人的一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评论者撰文指出，这篇序言中有很多语法错误，口气比较严厉。

严厉当然会产生回应，事情立即变得很不愉快了。

作家的文字中有语法错误，指出来既有利于读者也有利于作家，本来语气严厉一点也不妨，但我稍稍有点惊讶的是，这篇序言我读过，为什么当时没有感到有语法上的障碍?待我带着这个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评文章一一对照，终于明白了真相。

批评者有很好的语法和修辞学方面的造诣，他所指出的语言构成方式确实都可探讨，但其中大多只能说是用语粗疏而不能说是语法错误，而对有些作家来说，用语粗疏可能是故意的。

在书面语言的严谨中加添一点口头语言的随意，有时反而能调节文本的规整语态，走向生动。

当然，这种随意性如果明显地侵凌了语法，还是应该知道收敛和整理才好。

可见，这本是作家和语法学者们协调商量的问题，但经起哄者们一炒作，情况就变得有点怪异。

我从一篇评述这个事件的文章中读到的指向，已成为&ot;作家的文字资格&ot;、&ot;名人的认错态度&ot;等等不留余地的恶性事端了，幸好这位作家没有再去理会。

这件事，说到底，仍然是一个技术细节问题，而它一被点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视线，并烧燎到人格部位。

这个程序，一再重复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让人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