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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2页）

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

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ldo;觉今是而昨非&rdo;，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无法清楚的。

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

这是一场缺席批判。

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

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

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

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ldo;箭垛&rdo;，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

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

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ldo;竹篮子打水一场空&rdo;，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

中国古称&ldo;仁者寿&rdo;，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ldo;仁者不寿&rdo;。

当时在大陆上&ldo;左&rdo;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

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

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ldo;先生&rdo;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

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

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

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

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

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铁证如山，我只能&ldo;仰&rdo;（不是&ldo;俯&rdo;）允了。

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意思也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

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

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

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

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

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50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

我真是&ldo;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rdo;了。

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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