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

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

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ldo;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

&rdo;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ldo;价值&rdo;和&ldo;秩序&rdo;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

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ldo;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rdo;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

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

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ldo;价值&rdo;和&ldo;秩序&rdo;有所坚持。

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

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

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

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

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

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

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ldo;迷信&rdo;极了。

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ldo;人类文化学&rdo;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

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

尤其在长达38年的&ldo;戒严&rdo;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ldo;通匪&rdo;;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