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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2页）

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

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

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干。

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不觉得有接受&ot;改造&ot;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精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

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精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ot;幕僚&ot;的队伍。

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精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

我相信独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精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

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

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

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给出。

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更有希望。

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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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四十年来家国‐‐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问：请谈谈您的家庭背景。

答：我的家族原是法国人，在三百多年前为了逃避天主教迫害而来到德国。

第一代开山祖师在这里开了骑术和舞蹈学校，他本来是贵族，所以除了骑射舞蹈之外也做不了什么。

家族的传统是，长子让他学法律，次子就当军官，我是我们家族第十一个当律师的。

问：您是东德的末代总理，1990年和西德的科尔总理在举世瞩目的圆桌会议上谈判统一：那些谈判决定了东德人的命运。

现在回头看那个关键时刻，有什么是&ot;错误&ot;的决定令您懊悔的?

答：那真是困难无比的谈判，因为完全没有前例可循，我像在茫茫大海中摸索方向。

除此之外，我手上的谈判筹码也少得可怜，代表的是个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能争的实在不多。

但是人在事后‐‐总是在事后‐‐才学到教训，现在我看到当时的几个错误：第一就是当初不该同意让西德人有权收回东德的房产。

许多东德人其实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在一栋房子里住了三四十年，一旦改朝换代就将他连根拔起，这是种极痛苦的经验。

这种痛苦，也导致许多人现在缅怀过去的东德。

另一方面，因为房地产的所属权错综复杂，使得统一后许多投资者裹足不前，严重地影响了德东的复兴。

许多国际企业都对投资德东有兴趣，可是一碰到土地产权问题，谁都不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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